是是非非说稿费

 

　　

　　现今的稿费低于50年代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作者认为50年代是建国以来稿费最优厚的时期。以列宁说过的“知识分子的收入要比工人好一点”为指导思想,稿费标准从千字8元到千字10元,最高可以拿到20元。周作人应邀为《人民文学》翻译作品,定期定量完成,按月付酬,每月400元。而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老学部委员,月薪也不过两三百元。

　　刘绍棠的四合院就是在这个时期以2000多元稿费买下的。当时用稿费买下四合院的不止刘绍棠一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作家回忆说,臧克家、林斤澜等许多知名作家都曾用稿费买过宅子。

　　其实50年代稿费丰厚的,不仅仅是周作人、刘绍棠等知名作家,一些当时还年轻,未成名的科普、学术作者也对50年代的稿费印象深刻。中国科普研究所的郭正谊回忆说,1956年,他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一个科普“豆腐块”,收到的稿费是50元。在当时花5毛钱就可以美美吃一顿,揣上5元钱就可以进城玩一趟的消费水平下,50元绝对是个大数字。老出版家沈昌文50年代大学刚毕业时翻译了一部《苏联的出版工作》。出版后收到了800元稿费,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说,当时他正在谈恋爱,用这800元,他痛痛快快、阔阔气气地谈了场恋爱。

　　1957年后,强调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稿费开始降至千字7元至15元,又降到千字六七元、千字两三元,直至“文革”期间取消稿费制度。1977年稿费制度开始恢复,科学出版社的编辑、翻译吴伯泽意外地拿到了刚出版的《物理世界奇遇记》的稿费,这部经典科普作品的稿费千字仅有1.5元。而在50年代仅再版稿酬,他就可以拿到三四百元。

　　

　　今天靠稿酬还能吃饭吗?

　　

　　千字30至100元,是新闻出版署目前规定的稿酬参考标准。绝大多数作者的稿酬在这一标准内,上下浮动。而从50年代到现在,物价指数又上涨了多少呢?

　　大米从每斤不到1毛钱,涨到1元左右——上涨10余倍;

　　当年揣5元钱就敢进城的郭正谊说,现在他兜里有100元,也不敢进城——上涨20倍;

　　50年代一个普通编辑的工资仅63元,涨到现在的4000多元,甚至6000多元——上涨近百倍;

　　采访中,刘心武谈到了当年刘绍棠2000多元买的四合院,当年他去那里看过,现在他家附近也有一所这样的四合院在出售,他也去看了看,价格是2000万元——上涨1万倍;

　　而稿费从千字8元至20元,到现在千字30元至100元——仅上涨5倍左右。

　　一位兼做翻译的退休编辑说,以前他仅用业余时间工作所得的稿费,就可以轻松超过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而退休后,一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也无法达到他现在的退休工资。

　　其实,时下的稿费,不仅比50年代,比80年代也颇有不足。80年代的稿费标准与50年代的稿费标准基本上一致。当年一位年轻科学家曾以4000字学术文章的30余元稿费,请家人、邻居共8人在莫斯科餐厅美餐一顿,而以现在的稿费标准,他要请上同样的一顿饭,需要写学术文章近两万字,尽管他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

　　中科院的博士生田松算了笔账:如果按照新闻出版署的稿费标准,不干别的,一个月兢兢业业只写稿子,仅能拿到1200元稿费,敷衍吃饭、穿衣、买房、上保险的费用,“根本无法生存”。

　　记者曾就目前稿酬标准的合理性问题,询问过新闻出版署版权司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30元至100元的标准不是一个规定标准,而是一个参考标准。作者和出版者协定后,超出或低于这一标准,新闻出版署均不予干涉。这个标准最具权威性的地方,是在法庭上,当双方事先没有协议而出现纠纷时,30元至100元,是法院进行裁决的一个补偿标准。

　　

　　学术、科普图书的稿费分化到了最底层

　　

　　在统一标准的时代,作家刘绍棠,一部畅销书可以拿到2000多元。初出茅庐的沈昌文,一部专业学术书也可以拿到800多元。尽管相差着一两个倍数,比之当今却是相当平均的。他们都以千字8元至20元的标准获取报酬。

　　而目前的撰稿收入,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倾向。据了解,仅《白鹿原》一部书,陈忠实已获版税收入逾200万元;阿来从《尘埃落定》中获版税100多万元;贾平凹为报纸杂志撰稿的稿酬为1字10元。南方一些报纸的专栏作家,仅一个专栏的稿酬,年收入六七万元;《知音》杂志付给不知名作者的优秀稿件的稿费,也动辄一两万元。

　　普通小说家的稿费就低得多,在前不久出版的小说《城市尖叫》中,作者亦夫获版税不到3万元,尽管与《知音》上的一篇文章的稿酬相差不远,却也可以折合千字200元。

　　相形之下,学术、科普作者显得极为可怜。科学出版社目前付给学术著作的稿费只有千字30元。科普小说作家金涛的最新作品《冰原迷踪》,仅得稿酬五六千元,合千字三四十元。

　　河南某出版社到北京组稿,约请郭正谊、司马南、张洪林等人撰写一套反伪科学丛书,该出版社给这些反伪科学的“招牌式”人物出的价码,也仅为千字30元。难怪南方某科技出版社的编辑很自信地说:“我们给的稿费是相当高的,给到了千字60元。”

　　其实国内的情形与国外的情形相符,美国通俗刊物《读者文摘》据说是发稿最难的杂志之一,文章一旦被其采用,稿费起码是几百美元,乃至一两千美元。而在国外,大多数学术作品,不论是出书,还是在专业杂志登载,是没有稿酬的。

　　因此金涛对自己的稿费收入表现了相当的平衡心态:在国内在西方都是一样的,非畅销书的作者,特别是科普和学术作者,不要指望用稿酬养家糊口。

　　

　　稿费是过时的概念

　　

　　有学者说,稿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是一个过时概念,应该由版税取而代之。

　　在现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多数畅销书采取的是版税制,多销多得;而市场狭小的学术书、科普书等仍依从稿费制,或稿费加少量再版酬金。

　　计划经济的遗留,现有体制引发的竞争机制的不完善,加上出版社特别是一些老牌出版社自身的开销庞杂,经济负担沉重,造成图书的利润并不大。许多出版社靠的是一些额外收入获得高额利润。于是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们没有道理要求出版社给出高额的稿酬。

　　相反的是,有些负担较轻、精于市场化运作的书商却开出了较高价码。一位科普作家说他曾有一个选题被书商看中,开出了千字100元的、远远高于科普书平均甚至最高水平的高价稿酬。这种高价是相当偶然的。

　　科普作家金涛,曾作过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社长,他之所以心态如此平衡,大概也出于他对出版界的一种理解。

　　

　　 图书销路不旺拉低稿费

　　

　　几年来,总听到人们抱怨书价太贵,买不起。图书销路不旺,是稿费偏低的又一原因。

　　据一些老出版人回忆,50年代的图书很少有几千册起印的。沈昌文说,当时即使是学术书,2万册也是起码的起印数字。科学出版社的王鸣阳说,当时科学出版社的科技图书印数一般都不会低于1万册。而从当今的图书市场看,销量达2万册已绝对是畅销书。去年轰动一时的文学剧本《大明宫词》也不过发行了5万册,而当年暴永宁的《从一到无穷大》开印就是60万册。

　　图书绝对出版量实际上是增加了,种类的增多,选题的重复也使出版社从每种图书中获利减少。

　　记者前几天问一位中青年教授一年买多少书,他想了想说:“除了工具书,没怎么买。”那么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买书,有人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分析了原因,而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是稿费问题的又一个关键。

　　

　　稿费与知识分子地位

　　

　　50年代,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每月可以拿到63元薪水,而普通工人仅三四十元,知识分子的收入比工人高近一倍。

　　50年代保留了知识分子的高收入,60年代反对知识分子“三高”,“稿费高”是其中之一,事后还有人写过文章说:刘绍棠为什么被划成右派?就是因为稿费太多。从那时起,知识分子也就理所当然地回到了大众中来。科普作家金涛被问到是否觉得稿费低时,说:“中国的老百姓才挣多少钱!”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有金涛那般心境。50年代那群年轻知识分子如今也成了业务领导,一位老先生说,当他劝诫一位青年人努力工作时,得到的答复是:“我奋斗上几十年,也不过像你这样,有什么意思。”

　　这种不平衡心理,导致了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上进心不强,购买图书,特别是学术书的兴趣下降,使目前的学术书销量普遍比不上50年代。而知识分子待遇不高,也使他们更加依赖稿费收入。

　　知识分子相对过剩是稿酬偏低的又一个原因,记者问过一个科技出版社的编辑:大家都说稿费低,你们组稿容易吗?他说,一点也不困难。

　　开价千字30元向郭正谊、司马南约稿的出版社被这两位拒绝了,恐怕再找不到这样的人选。而科普作品译者李大光也曾被一家出版社找上门来约稿,由于稿费偏低要求再议时,得到的答复是:该社领导说“这样的人有的是,别理他。”

　　“这样的人有的是”表述的是一个买方市场,作者就更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了。

　　专家学者们提供的出路,总结起来无外乎两条:其一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制、竞争体制,而完善的市场和竞争体制下,注定加剧两极分化甚至是科普、学术作者内部的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有机会,而稿酬的平均水平又能提高多少呢?“会好一点吧。”大家都没有明确的把握。而好的这一点,也与一些年轻作者期望中的——月平均稿酬5000元——相去甚远。

　　其二是建立学术基金,鼓励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而学术基金也只能对出版困难的优秀作品起扶持作用,并不能使它的作者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