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写童话１９年
１９８４年，我在十几家报纸杂志有连载。后来有编辑告诉我，读者订那一个刊物，是因为上面有我的连载。我要求把稿费由１０００字３块钱提高到４块钱，总编却说别的作者不会答应。我心里想，如果办一个杂志，全部只刊登我的东西，假如发行量上升，跟出版社讨价还价的时候，别人就没话说了。一个作家写一个刊物，在国内听都没听过。
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更是一个行动者，我就真的这么做了。《童话大王》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坚持一年就是胜利，可是到现在我一个人已经支撑１９年了。
这样的写作用挤奶来做比喻还不够，简直可以说是挤熊的胆汁。我的出版合同有着精确的写作规定，每个月的１日必须交稿，而我根本提前写不出来，非要到了截稿日期的前一天才暴写、恶写，一天写十六七个小时，穿着纸尿裤啊，连厕所都不上了。
老师说我没出息
最刻骨铭心的事就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我没有出息，把我归到了“坏”学生里去。有一次我上课走神了，他让我站到教室前面去，让我自己说“郑渊洁没有出息”，说１００遍。我当时也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出息，在班上像老鼠一样，就自暴自弃，长时间地逃学。也不知道今天怎么鬼使神差就走到了这一步。
小学数学不大好，语文还可以。二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文，《长大了为人民服务》，被老师选到小学生作文选里去了，是油印的刊物。那时真是很开心。小朋友要花六分钱去买这个刊物，而老师送了我两本，还让我站到讲台去领奖。这事与我将来成为作家也有渊源。我到现在还和这个老师有来往，每年春节我都去看她。她最欣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已经到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了。
准丈母娘的功劳
四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就不上学了，我跟着父母到了河南的“五七干校”呆着，到１５岁的时候，就当兵了，在空军修歼击机。
我总是捅娄子。有一次把一只麻雀带到了飞机上，那个麻雀飞到座舱里不见了。我可以不说，但是我怕飞机真掉下来。我报告了机场，结果他们把整个飞机给拆了，我也被全场通报批评了。
我当了五年兵，复员后当了五年工人。
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朋友都高考去了，但我肯定不行。因为考试是我的弱项，我记不住。我现在考交通规则，考了很多次都过不去，就是因为怎么也记不住。
那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不报名参加高考，我的准丈母娘不干了，就派了我女朋友他哥来“考查”我。他一看我就说，这整个一笨蛋，跟了他就完了。结果这事儿就吹了，那是我第一个女朋友，这个对我打击挺大。我发誓一定要找一个不上大学也能出人头地的路。所以说，我最后成为了作家，还有这个准丈母娘的功劳。
后来报道说国家恢复了稿费制度，我原来就想当诗人，当时已经可以写些花啊草啊，歌颂爱情的诗，又有稿费了，而且有先例，工人写好了，可以调去杂志当编辑。我就开始写诗、投稿，往全国各地。投了几百篇都没有人理我，直到后来山西《汾水》登了我一首诗。在它登出前的一个月我已经觉得自己不是那一块料，决定不写了。而那个录用通知书，一下子让我有了自信。从那时候开始，我每个月都有作品发表。我有了自信之后，写的东西就越来越好了。当我知道我自己怎么写都行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
游离在圈子之外
按国家规定，工龄３０年就可以退休，退休可以拿退休金。因为忍受不了编辑部里的人事关系和勾心斗角，１９９９年，工作了２９年零１０个月的时候，我辞职了，档案被发回了街道。有一次王朔跟我见面，他掏出一个证件给我看，说，这是最牛的东西。我一看，原来是一个“求职证”，是街道给无业人员发的。我好羡慕啊，也去办了一个求职证。
我喜欢独处，之所以当作家，是因为作家是一个独处的工作。
我跟文化界、作家都没有什么来往。作家讨论会、笔会……我确实不喜欢那样的场合。
（摘自《新京报》郑渊洁／口述 吴虹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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