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写童话19年
1984年，我在十几家报纸杂志有连载。后来有编辑告诉我，读者订那一个刊物，是因为上面有我的连载。我要求把稿费由一千字三块钱提高到四块钱，总编却说别的作者不会答应。我心里想，如果办一个杂志，全部只刊登我的东西，假如发行量上升，跟出版社讨价还价的时候，别人就没话说了。一个作家写一个刊物，在国内听都没听过。
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更是一个行动者，我就真的这么做了。《童话大王》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坚持一年就是胜利，可是到现在我一个人已经支撑了19年了。
这样的写作用挤奶来做比喻还不够，简直可以说是挤熊的胆汁。我的出版合同有着精确的写作规定的，每个月的1日必须交稿，而我根本提前写不出来，非要到了截稿日期的前一天才暴写、恶写，一天写十六七个小时，穿着纸尿裤啊，连厕所都不上了。如果写不出来，会很烦躁，跟家里人发脾气———他们都是踮着脚尖走路的。
我看的文学书实在少得可怜，写作20年以来看完的文学书肯定没有超过5本。这不是我的缺陷，而是我的优势，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写的。如果知道，可能潜移默化的就受影响了。
你要说什么书对我影响最大，我觉得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我翻烂了很多本，离不开这个书，因为我不认识的字太多了。前几天写骄傲的“傲”，我还写成了双人旁。现在的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写错别字，不要责备他，没有关系，这个问题不会影响他将来能否成为大文豪。
老师说我没出息
小时候住在部队大院，许多孩子在一起。可我总是自己呆着，很长时间不和大家说话，和小伙伴也玩不长，玩着玩着就崩了，显得比较孤立。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有些自闭呢？我当兵的时候也喜欢自己呆着，做工人的时候也如此，后来当作家也是。我总想，为什么要和别的作家一样呢，我的作品为什么要和大家的放在一起呢？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导致了后来《童话大王》这么一个独特刊物的产生吧。
我父亲是石家庄高级步军学校的马列哲学教员，小时候老看见他看书、备课，写材料，有时也抱着我写。我还记得两三岁的时候，他就抱着我看《资本论》那样的书。他现在的《资本论》上，还有我用铅笔画的画。后来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写文件什么的。我不知道他写什么，但总看见他老是写。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如果我父亲从小当着我打麻将，那我现在肯定是一个麻将高手———那也不错呀！
最刻骨铭心的事就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我没有出息，把我归到了“坏”学生里去。有一次我上课走神了，他让我站到教室前面去，让我自己说“郑渊洁没有出息”，说100遍。我当时也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出息，在班上像老鼠一样，就自暴自弃，长时间地逃学。也不知道今天怎么鬼使神差就走到了这一步。
小学数学不大好，语文还可以。二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文，《长大了为人民服务》，被老师选到小学生作文选里去了，是油印的刊物。那时真是很开心。小朋友要花六分钱去买这个刊物，而老师送了我两本，还让我站到讲台去领奖。这事与我将来成为作家也有渊源。我到现在还和这个老师有来往，每年春节我都去看她。她最欣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已经到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了。
因为我不喜欢应试教育，我儿子郑亚旗，上了小学就不去上学了。我给儿子编了一个20万字的文科教材，把语文、历史、哲学、法律、金融，把关键的、本质的东西，都糅进去了。其实世界上的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法，蹬三轮有蹬三轮的说法，大学教授有大学教授的说法。大学就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里说，把听得懂的话往听不懂里说的地方。我认为教孩子应该教他最本质的东西和处理方法。
准丈母娘的功劳
四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就不上学了，我跟着父母到了河南的“五七干校”呆着，到15岁的时候，就当兵了，在空军修歼击机。
我总是捅娄子。有一次把一只麻雀带到了飞机上，那个麻雀飞到座舱里不见了。我可以不说，但是我怕飞机真掉下来。我报告了机场，结果他们把整个飞机给拆了，我也被全场通报批评了。
我当了五年兵，复员后当了五年工人。当工人就是看水泵，一按绿的按钮，水泵就开了；一按红的按钮，水泵就关了。根本不是技术活儿。
当时也没有想过写作。我是叛逆型的人，看到诗的怀疑精神，很兴奋，那时侯什么文学作品都没有诗的力量大。我就想当一个诗人，有了这么一个念头，我就看了些《古文观止》和唐诗宋词之类的。当时工人们在宿舍打牌，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写诗，比较另类。
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朋友都高考去了，但我肯定不行。因为考试是我的弱项，我记不住。我现在考交通规则，考了很多次都过不去，就是因为怎么也记不住。
那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不报名参加高考，我的准丈母娘不干了，就派了我女朋友他哥来“考查”我。他一看我就说，这整个一笨蛋，跟了他就完了。
结果这事儿就吹了，那是我第一个女朋友，这个对我打击挺大。我发誓一定要找一个不上大学也能出人头地的路。所以说，我最后成为了作家，还有这个准丈母娘的功劳。
后来报道说国家恢复了稿费制度，我原来就想当诗人，当时已经可以写些花啊草啊，歌颂爱情的诗，又有稿费了，而且有先例，工人写好了，可以调去杂志当编辑。我就开始写诗、投稿，往全国各地，包括《西藏文学》都投稿，那时候投稿不用花钱，信封上铰一个角，上面写着“邮资总付”就行了，现在没这个好事了。
投了几百篇都没有人理我，有时候会寄回来铅印的退稿信，直到后来山西《汾水》登了我一首诗。在它登出前的一个月我已经觉得自己不是那一块料，决定不写了。而那个录用通知书，一下子让我有了自信。从那时候开始，我每个月都有作品发表。以前写的诗可以说是“臭不可闻”，可能是编辑那天的版面凑不够了，把我的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放上去了。但是我有了自信之后，写的东西就越来越好了。当我知道我自己怎么写都行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
如果没有这个《汾水》杂志，今天你肯定不会坐在这里采访我。肯定是你坐在这里采访别人，我在这里给你端咖啡，端咖啡没准也不要我，我没准去扫厕所了。
其实，很多打扫卫生的人都可以写童话，他们写的话，肯定比我写得好。可是没有人去鼓励他、肯定他。因为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渴望被同类欣赏。
游离在圈子之外
按国家规定，工龄30年就可以退休，退休可以拿退休金。因为忍受不了编辑部里的人事关系和勾心斗角，1999年，工作了29年零10个月的时候，我辞职了，档案被发回了街道。有一次王朔跟我见面，他掏出一个证件给我看，说，这是最牛的东西。我一看，原来是一个“求职证”，是街道给无业人员发的。我好羡慕啊，也去办了一个求职证。
我喜欢独处，之所以当作家，是因为作家是一个独处的工作，是我目光所及的，惟一不用和别人发生关系，又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
我跟文化界、作家都没有什么来往。作家讨论会、笔会，在一块就说，我有一个中篇，在《收获》；我有一个短篇，在《人民文学》……就谈这些事情，多无聊！他们谈写作、构思，我就哈哈大笑，这些是很私人的事情，怎么可能交流？作家来往，形成一个圈子，互相吹捧，知道的人，知道是作家开会；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灾荒年代哄抢粮食呢。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沽名钓誉的，但我确实不喜欢那样的场合。
《童话大王》有固定的读者，这批读者在长大，我的作品为了适应他们，也越写越成人化了，会涉及到恋爱的题材，严格来说应该给16岁以上的读者看的。有些媒体如“今日说法”、《北京晚报》，认为我写的童话“儿童不宜”，于是2001年起《童话大王》开始刊登过去的作品。现在没有出版压力，我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计划写20部长篇，现在已经写到第15部了。我先存着，等什么时候可以当成成人的小说来出版了，就什么时候出版吧。 （文/吴虹飞 口述/郑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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