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三体》，沉寂多年的科幻小说忽然又热闹起来，受其连带效应，中国科幻小说的“中坚力量”也受到了更多关注。他们，以刘慈欣、韩松、潘海天等60后、70后为代表，和传统科幻作家拉开了明显距离，开启了中国科幻小说新纪元。当然，新路从不会是平坦的。
文 唐骋华 图资料
科幻的燎原之火
关键词：三体、硬科幻、刘慈欣时代
刘慈欣火了。从3年前的第一部到去年推出的第三部，《三体》系列的销量、口碑节节攀升，成了舆论焦点。
其实，对铁杆科幻迷来说刘慈欣绝非新人。1999年起他陆续在《科幻世界》等杂志发表作品，《乡村教师》《混沌蝴蝶》《全频带阻塞干扰》等已被津津乐道好些年了。至于权威的“中国科幻银河奖”，更是年年有份，拿到手软。但刘慈欣一直低调，不想让供职单位知道自己是个作家。加之中国科幻小说的境况不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大刘”只是科幻迷这个小圈子里的昵称。
直至《三体》横空出世，其影响力迅速溢出小圈子。如今，聊科幻不提大刘、不谈“三体文明”，就out了。有媒体甚至喊出“中国科幻从小众走向大众”。
被凡尔纳、史蒂文森、阿西莫夫等大师压得抬不起头的中国科幻小说，猛然借《三体》咸鱼翻身，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神奇的？
首先是具备流行元素：外星文明、世界末日、黑暗气息……当然，还有好故事。但刘慈欣更强调科幻小说本身的特质，“科幻小说的创作方法是先提出一个世界设定，随后推导出某种结论。主流文学从不设定，它只描述现实的样子。”神奇即源于此，“通过推导，现实中原本美好正义的东西会变成邪恶丑恶的东西，反之亦然。”
这一点《三体》尤为突出。科幻小说素有软硬之分，软科幻注重挖掘人性，往往把点落到人文上。身为“硬科幻”的领军人物，刘慈欣毫不犹豫地将设定推到极致，“推导出来什么样写出来就什么样。”而结论居然呼应了霍金：在一个没有道德规范的宇宙中，地球文明贸然和外星文明接触很危险，很可能发生蜕变。
读过《三体》的人常感绝望，中国科幻小说的知名度却大大提升。
中坚力量浮出水面
关键词：变化、国际接轨、道德关怀
刘慈欣的蹿升也让中国科幻小说家作为整体受到瞩目。而事实上，他们耕耘日久。
刘慈欣发表处女作前，潘海天就凭借《偃师传说》声名鹊起，此后的《大角，快跑》《恶塔》也均摘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他是软科幻的代表。韩松成名更早，短篇小说集《宇宙墓碑》、长篇小说《2066之西行漫记》等深受国内外科幻迷喜爱。
许多年前有人搞过一个“中国科幻作家网上人气指数”，名列前茅的有倪匡、黄易、叶永烈、王晋康等，多为“老将”，有人甚至已不写科幻。当时韩松排名第11、刘慈欣第14、潘海天第25。如果今天搞一次投票，后三人的位置无疑会大幅往前挪。这意味着，60后、70后乃至80后已构成中国科幻小说的“中坚力量”。
挪动的自然不仅仅是位置。“新生代科幻作家把主流文学的意识运用到科幻小说中，和前代作家产生了分野。”潘海天分析。此前，中国科幻小说目的明确，就是科普；科幻作者也归科普作协名下。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话说：“以歌颂科学为己任，严格说算科普读物。”
然而，西方作家早在20世纪初就反思科学的负面作用，特别警惕牺牲自然、滥用科技。中国的科幻小说落伍了。
从1990年代起，科幻作家们开始与国际接轨，“社会环境的宽松和大量国外作品的引入是关键因素。”江晓原说。刘慈欣、韩松、潘海天等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成熟起来的。刘是计算机工程师、潘是建筑设计师，韩则供职于新华社，满世界跑，有利于开拓视野。“从作者到创作理念都是全新的。”刘慈欣概括。
“我们的作品更应该叫作技术幻想小说。”潘海天解析，“科学没有道德观，只管发展；而技术是给人用的，必然包含道德观。我们更关注的是技术所产生的后果。”尽管大刘坚持硬科幻，但他探讨的依然是人类文明、人类本身。韩松和潘海天就更明显了。
在中坚力量的带动下，中国科幻小说已打破了“科普作品”的束缚。接下去，似乎就等着主流文学的认可和接纳了。
危机和生机同在
关键词：职业化、类型化、打倒硬科幻
潘海天并不乐观。虽然《三体》销量不错，科幻小说依旧属“小众文学”。即便刘慈欣、韩松这样的科幻小说中坚力量，名气也远比不上一线作家。“力量分散，大家都在边缘游走。”
最直观的现象是，科幻小说的作者多为业余的。韩松坦言，白天很忙，只能利用凌晨两三点写作。刘慈欣是中国电力投资公司高级工程师，在山西娘子关火电站工作，因担心职业前途，始终低调。“我曾经提议我每月支付一两万元稿费，使他能安心写作，但大刘考虑再三，没接受。”潘海天透露，“他最担心是将来万一没有人读科幻了，怎么办？”
在作品里为整个世界做大胆设定的大刘，却不敢设定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令潘海天颇感慨。他自己主编《九州幻想》杂志，也要多考虑市场，科幻小说的创作遂有所减少。
“无法职业化的原因是类型化不够。”潘海天反思道，“类型小说说穿了就两点：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这些最吸引读者，也可以学习。有人说类型化了很俗套，可惜，我们的科幻作家连俗套都没掌握！”在潘看来，科幻小说不类型化就不会有大量读者，刘慈欣、韩松们也就难以职业化，高水准的科幻作家也很难更多地涌现。
为此，潘海天不惜和大刘唱起反调，喊出“打倒硬科幻”。“中国的科幻作者太把自己当纯文学作家，太文艺了。应该先建立通俗阵地，树起类型小说的规则。有了规则才谈得到打破规则，有了故事才谈得到打破故事。”
鉴于奇幻小说和玄幻小说的火热，他还提出了“大幻想”概念。潘海天认为，将来科幻作者不必纠结于某件事得以发生的科学原理，讲好故事就行了。因此，科幻和奇幻会融合，统称为“幻想小说”。唯如此，科幻小说才有望形成产业链，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养活更多优秀的作家。
相关
名家展望
科幻小说的“哲学境界”
江晓原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主任
科幻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科学，把科幻视作科普的一部分。第二重是文学，目标是让科幻小说得到文学界的承认和接纳。第三重是哲学，对未来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做深刻思考。中国科幻作家对第二重境界的追求最强烈，第三重还比较弱，而这恰恰是专属于科幻小说的。现在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人达到了一定层次，但整体还不行。即便刘慈欣，也是科学主义者。
希望出现更多的“人文科幻”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著有《未来军团》等
科幻小说不是科普教育，而是人性教育，科幻作家不应热衷于描写战争、残酷、恐怖、流血。我特别强调对独立个体的尊重、对地球直至对整个宇宙的大爱，这种作品才是“美”的——因为对世界的爱源自对美的发掘。除了卓越的想象外，科幻小说也应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如水资源枯竭问题、单亲家庭问题等。我希望中国的科幻小说不仅仅关乎“知识教育”，也关乎“情感教育”，我称之为“人文科幻”。
玄幻小说有更多空间
叶永烈著名科普作家，著有《小灵通漫游未来》等
一个国家的科幻小说水平取决于它的科技实力——科技实力体现了国民的科学素质，而科学素质决定了科幻小说的水平。中国的科幻小说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我倒是更看好玄幻小说。科幻建立在科学基本知识之上，玄幻则建立在玄想之上，突出了“玄”字，使作者更自由，有更多发挥幻想的空间。科幻和玄幻或许会合流，但不变的是认真，不然你的作品只是“冰雕”而不是“青铜雕”，没有留存的价值。
对话
科幻来自于现实
韩松：1965年生，现供职于新华社。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科幻小说家，著有《宇宙墓碑》《2066之西行漫记》《地铁》等。
生活周刊：中国科幻小说的中坚力量现状如何？
韩松：大致可分成北派和海派。北派代表是刘慈欣，以河南为中心，扩散到山西、四川、黑龙江等地。海派以上海为中心，上海是中国科幻的重要基地，有叶永烈、达式新，倪匡也是上海人。现在有葛红兵、齐格等。海派科幻和北派科幻不同，后者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古典式叙事，比较沉重；前者则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有后现代意识，角度新异，科学不再像神一般的先验地存在。
此外从体例分析，穿越小说也是科幻的分支，它还带动了奇幻和玄幻。不过有的穿越小说很烂，比如说人回到过去，科幻作家必须要考虑时光机的原理、考虑相对论，而很多穿越小说根本不做任何解释。
生活周刊：为何中国科幻小说总是处在“非主流”地位？
韩松：它缺少一些主流文学的东西，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几乎没遇到过读科幻的。但还是有人热爱科幻。我认识一个学历史的老人，几十年来他相信宇宙有限、相信有外星人。这样的读者还有不少。这两年以《三体》等作品为代表，科幻小说的位置大大提高了，有更多人认识。学界也加入进来，从“科幻文本”的角度进行解读和指导，非常深刻。其实《三体》没有太多新元素，主要是从前科幻小说太不受重视了。总体说，中国远不如西方。西方国家非常重视科幻，有时做决策都会咨询科幻作家。关键是我们缺少想象力，缺少科幻精神，所以我们没有微软，没有苹果，没有一流的科幻杂志。
生活周刊：什么是科幻精神？
韩松：自由和平等。本质上，科幻小说是自由文学，它像个思想实验室，进行着思想探险，像摇滚、先锋音乐。因为自由，科幻小说就能给读者带来刺激：永远有悬念，未来永远不确定，各种各样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比如《三体》，一个小小的原子就能摧毁你的家园，这是怎样的奇思妙想？科幻精神就是思想自由。它也意味着平等——在宇宙间，物理法则面前人人平等。
生活周刊：中国的科幻作家从哪里获取这种精神？
韩松：现实，中国的现实，这是科幻生长的沃土。今天的中国盖了那么多楼，房价却那么高；食品日益丰富，我们每年却吃了数百万吨地沟油；缺少发明创新，中国制造却遍布全球；统计数据也很科幻……这些人才是中国最伟大的“科幻作家”！他们在现实中勤奋工作，自发地把中国的科幻推到了一流水平（笑）。
所以科幻不是小儿科，科幻作家不能完全天马行空，应该关注现实发生的事、关注民族的生存，中国处处有科幻，记录现实就是创作科幻，作家们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从这个角度讲，韩寒和郭敬明也是“科幻作家”——你别笑，郭敬明读过我的《宇宙墓碑》，他的杂志也登科幻作品。
生活周刊：科幻小说关注什么？
韩松：第一，关注科技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如最新的科学技术。第二，关注科技变化后对文化、对人类心灵产生的影响。玛丽·雪莱是公认的科幻小说之母，她在《科学怪人》中描述的造人技术已经过时了，但她对人类、对道德的关怀不会过时。科幻一定是关注人性的，如《三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