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倒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交了稿。第三本书。 这既是我写得最快的一本书,也是拖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说时间短,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在10月一个月间写完的。虽然这比我计划中还要慢了些,因为中间恰逢母校校庆,工作上耽误了一些日程。可比起动辄数月的前两本,实在是“飞速”了。 说拖的时间长,是因为这本书的构思始于《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完成后不久的3月份,我把构思拿给杨老师看,杨老师说是个方向,可以去写。于是我把这本书的写作提上日程,计划5月前完稿。我很顺利的写了开头的2千字,但是,这个良好的开端却因为随之而来的我人生当中最灾难性的重创而未能维持下去,失恋的痛苦让我数月徘徊在云龙湖畔,无法投入写作。我也曾数次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但每次都痛不欲生,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去构思。就这样,四月、五月、六月,我在痛苦、茫然、碌碌无为中度过了我生命中最艰难的征程。我也曾不止一次对自己说,年轻的大好时光你耽误不起。可是,我的生命更是承受不起如此之痛——至今,仍旧一触即痛。 7月13号到21号,因为同学万芸结婚,我开始了一次“南巡”。我给这次旅行命名为“漂泊之旅”,我确实有漂泊之感。扬州宝应、高邮、江都,南京,苏州,我从来没有一次性去过这么多地方,也从来没有独自在外地如此之久。离开扬州后,7月15号,我特地到了南京。我去南京的目的只有一条,去看看我大学里的好朋友高颖。我在高颖家待了两天,这两天,可能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高颖全家都鼓励我勇敢去闯荡,尤其是高颖的男朋友、也是我的低一级同学戴瞻,我跟他住了两夜,闲谈中,我被他敢于打拼的精神所鼓舞。戴瞻有两句话让我一直铭记在心,第一句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躺在床上好好想半个小时,该如何发展。”第二句是:“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些算不上什么;而挣钱的时候,哪怕是只有1块钱的利润,我也要尽全力。” 高颖不知道,当我们在南京新街口逛街的时候,我看到前女友一直向往的街景,几度泪水夺目而出。但高颖知道,在21号我从苏州回徐州的火车上,我坐在颠簸不已的地板上,下定决心独自去西安闯荡。当然这个计划因为后来的发展没有实现,但高颖、戴瞻,还有高颖的全家,唤醒了我心中的斗志,让我重新清醒地审视自己,看清了自己面前的道路。我感激他们!高颖家我去过两次,从小“认生”的我在那儿没有一点拘束感,就像在南京有个家一样。 今天晚上,我给高颖打了电话,聊得投机,煲了一个小时的电话粥。 7月22日回到家后,我开始着手写作,可还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环境。我在家中已经待了半年多了,日日晚上熬夜,白天睡觉。在那种恶性循环下,我的大脑是无法进入写作状态的。 9月14日,我带着自己的书回到母校。母校在搞校庆,征集校友出版物。校庆办位于20楼,我把书送过去后,决定到19楼的校报编辑部去看看,我在校报记者团当了4年的记者。我没有想到,改变我命运的时刻,就这么到来了。茅静华老师见到我后对我说,校报缺一个岗位,问我愿意不愿意过来。我说太愿意了,不给钱都愿意,因为这里的环境对我写作太有利了。于是,从下个周一开始,我便在《徐州师范大学报》编辑部有了一份意外的工作。 在此我要特意感谢茅老师,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可能会挽救我一生的帮助。要知道,这“晚产”的第三本书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一直“难产”下去,或者产出来是个“畸形儿”什么的,我可能就会丧失写作信心,进而丧失写作能力。而茅老师提供给这第三本书一份珍贵的“产房”,让健康的宝宝顺利出生。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使用的电脑坏了,茅老师就把她的电脑让我用。后来我发现我使用茅老师的电脑写作比在自己的电脑上写灵感来得快,那以后就一直“偷”用茅老师的电脑写,文思泉涌,屡试不爽。 另外我还要提的是,茅老师在把她的电脑密码告诉给我的时候,说密码中包含了她儿子的名字。我点点头,以为是姓名拼音的缩写,但茅老师特意提醒我,不是简拼,而是全拼。我惊讶,因为那样的密码实在太长,每天这么开机不麻烦吗?茅老师说,她觉得不麻烦,每天从一开始就敲打一边儿子的名字,这样很有意义。我深有感触,还萌生了要娶就娶茅老师这样的好女人的想法。 我曾经怀疑半年多的停笔是否让我的写作能力发生退化,在这半年间,我只写过一篇名为《烦恼银行》的不争气的短篇,再无动笔。我试图按照3月份写的那2000字把新书写下去,但是越写越痛苦。10月1日起,我毅然把那些文字付之一炬,重新构思,重新开始。 10月是我2006年最辛苦的一个月。从10月1日起,我把自己封闭在位于19楼的办公室,关闭手机,断绝网络,与世隔绝,苦心写作。在QQ的签名留言中,我特地写上:“取消其他一切事宜,全力投入第三本书。”因为这本书对我实在太重要,重要到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的地步。写完第一集之后,我发短信对谢鑫说,我找到感觉了。原本对写作能力是否退化的担忧荡然无存,一个个生花妙笔不断出现,让我对自己的头脑潜力感到惊讶。于是,我和谢鑫互相勉励着,创造我们各自的故事。 国庆节假期后,母校的校庆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我只得晚上熬夜写作,每天夜里两三点钟才睡觉。时间久了,精力自然难以为继,痛苦,却也快乐幸福。这一个月间,我几乎都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进入梦乡的,想起这个,我没有感觉到一丝辛酸,反而心生无限自豪。 写《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和《我们给老师打分吧》的时候,我对“铁三角”这三个人物构思相当满意,甚至产生了今后是否还会超越这样完美的组合的想法。不少人建议我把“铁三角”写下去,但我没有,我觉得对在写作路上还没刚学会走的我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吃定一套思路,可能会更容易出名,但却不利于我的全面发展,无疑是鼠目寸光的。所以我决定在新书中换一套人物。有意无意中,我还是把这套人物写成了两男一女的三人组,但与“铁三角”相比却全然不同。我给这套人物赋予了更细致的人物个性,这时我才发现,“铁三角”写的是那样的苍白,说“完美”简直会贻笑大方。除此之外,新书在情节设计、前后呼应、批判讽刺、人物情感等方面,也比前两本更有进步。 我曾经说过,从《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到《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其意义只是“半年两本书”,并没有任何写作水平上的提高。相反,由于第二本书我有意迎合编辑,反而得到了编辑“失去锐气”的评价。这第三本书,我刻意注入了“锐气”,不怕写“敏感”话题,终于找回了自我。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确“更上一层楼”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写于724的挫折之中;而《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则写于奶奶去世的痛苦之中;这第三本,更是见证了我人生最低谷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漂泊之旅。究竟我还会再写多少本书,究竟我还会经历多少苦难呢? 这就是新书诞生的地方 办公室全景 新书的创作台,不过后来转到茅老师的电脑上了 新书写作期间,我的床就在这儿 我很会犒劳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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