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去年（1990年）9月8日下午，我去北京某大饭店参加一个朋友的新书首发仪式。走进饭店大厅，我找了一座卫生间准备方便一下。那卫生间的门口站着一位衣冠楚楚的服务员，他看见我进去并未阻拦我。可等我昨晚了小便的准备工作后，他突然出现在我身边。“请问您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问。“中国人。”我回答。“中国人不能使用这个卫生间。”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当时恰好我身边还有一位做好了小便准备的黄皮肤人种，那服务员又问他，那人回答他是香港人，并随手出示了他的护照。于是服务员便批准他小便。那位香港男士便尿边看我，十分得意。
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位香港人士主人。可后来我又开动自己的想象力解释这件事情：也许这个饭店通过分析外国人的分辨得出他们需要的旅游情报，比如通过化验外国大便分析出外宾喜欢吃什么，通过化验外国小便分析外宾喜欢喝什么等等。这么一想，我心里还好受些。
我找了当时的值班经理，请他给我找厕所。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后，表示要解雇那位服务员……我谢绝了。我不愿意和外国人使用一个卫生间，我怕传上艾滋病。
2、
去年（1990年）9月30日晚上，我和家人去北海公园的一个饭庄进晚餐。我们刚走进预订好的房间，就有一位翻译小姐警告我们，她说隔壁有参加亚运会的日本客人用餐，希望我们吃饭说话时小声点儿，不要打扰日本人。于是我们一直用近似耳语的声音说话。可隔壁的日本人却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全体鼓掌。
吃饭时必须压低了嗓门说话实在不好受，特别是聚餐。我没听说过日本人吃饭怕别人用正常发音说话呀！大概是那位中国翻译小姐的骨头里长了媚斑吧？
吃到一半儿，我让服务员去隔壁房间告诉日本人，请他们说话小声点儿，隔壁有中国人在用餐！那服务员也真算个巾帼英雄，就按我的意思转达了，日本人老老实实地改用耳语说话。可不管怎么说，那顿饭我没吃痛快。
——摘自《郑渊洁与皮皮鲁对话录（14）》（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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