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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快到时，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乐队。你知道，在北京城，是个人都会有乐队，而且多数还是朋克。所以说，有一支乐队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耐心的等待并没有落空，我有了一个吉他，一个鼓，一个贝司，另一把节奏吉他我自己弹——那是乐队中唯一的非电声乐器，由于我的无能，它的声音总会被电声的噪音无情地吞没。
下午，我要骑车两个小时，穿过几个高校，立交桥，路越来越偏，桥越来越窄，到三
环边上一个名叫八里庄的地方，有一个租下的地下室，我们和外地的商人、民工、妓女一起排练。晚上我还要一个人骑车回去。我还要在学校里上课，偶尔到某个电脑公司混事儿。和所有的无产阶级一样，我自力更生，然而并不为此自豪。我穿过城市的地铁站时总是由衷地感到虚弱。到了周末我常常摄取大量的面包，一直吃到要呕吐为止，从而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这和一个风流的小报记者从他的女同事的硕大乳房上得到安慰的原理是一样的。
当我在主干道上逆流狂奔的时候，我知道这与我想象的糜烂的生活相差甚远。这个冬天我在奋发图强地地看旧书，村上春树、杜拉斯、马尔克斯和张爱玲，一切色彩艳丽和凄凉的故事，都和一个末路穷途的小资产阶级的心情暗中谋合。我还想写风月小说，这回不要那么生硬和阴森，应该是温暖和艳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士大夫和一个南方的獠族女子，一个房地产记者，一个拯救地球的女博士，看起来很庸俗，实际上也可能很庸俗，什么东西到我手里都会变得难以置信的庸俗。今年我终于发现自己毫无写作的天分，想象力枯竭，词汇贫乏，一到男主人公和不同的女人做爱时我就卡壳，因为我不知道肉体的差别是不是类似一只橘子和一只苹果的差别，还是一只南方橘子和北方橘子的差别。这个城市的所有单身汉几乎都有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和成打的避孕套，可是他们都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不知出何居心。所以我处处卡壳。
我只好唱歌。
不停地唱歌。
我是杀人的人/我是被杀的人/我是杀人者的妻子/我是它的帮凶
事实上，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传达自己的意图时，我总是胆怯和犹豫不决。我们在《现场》这首歌卡壳了。我羞于提及我的企图，可能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漫无目的，是任性和徒劳的。“开始是阴森的、若有若无的哼鸣……自言自语，然后‘啪’一声全打开，噪，紧张、恐怖……在杀人；然后是民间送葬的嘹亮、高昂的唢呐，喜庆的，然后是温柔的小调，抚慰死者……”我徒劳地打着手势。
我们面面相觑。
送葬是什么样子的？
我曾经在清晨听过。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有人死了，是个有钱人，吹了三天三夜。很高兴。人死了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中国人的生死观很奇特。然而庄子的鼓盆而歌业已失传。本土的，热烈的，送葬。美丽和欢快。这样的冬天。
“要用七和弦。”贝司说。可是这与和弦无关。
我和贝司打了。
他不知说了句什么，我说你妈逼，他说你妈逼。我拖着吉他扑了上去，被他在头上打了一记。我哭了起来，很大声。眼泪掉在地上。我没想到眼泪这么巨大，大得让我充满了好奇。最后我抬头嫣然一笑：你打我做什么，我又不是你老婆。
鼓手年龄最小，业务最好，所以被我们宠爱。他失恋后迅速堕入了另一场恋爱。我帮他买来素雅而美丽的信纸，我们一起为它的第一封情书出谋划策，一起对那个年方十七的女主角进行严密的心理分析。一个地下室的女人总喜欢跑过来，在吉他手的身上摸来摸去，并大惊小怪地尖叫。
其实早已经不是恋爱的季节了。E-MAIL里总是写着：新邮件0封。夏天女孩子的蓝色长裙，地铁站里昙花一现的拥吻，公共汽车上透明的阳光，情人头发里残余的香波气味。总是到了秋天我才会明白，幸福是永远的乌托邦。我总是来不及对幸福做出规划，包括做饭，洗衣、购物、做爱。清晨我象一个民工一样穿过凄冷的街，那条街的名字叫幸福大街，而我因为对幸福心怀鬼胎而神色仓皇。
偶尔，排练回来我会经过一个教徒的家。他有黑泽明、伯格曼、阿莫多瓦以及数不清CD。他完全可以活在一个色彩绚丽的声音和颜色的世界里。锅里欢快地煮着白粥。他坐在我对面，默默地递来一本小小的箴言录，第38条他说。
第38条是主对我们千篇一律的告诫，不要沉迷于欲望之中。
我想，为什么他不站起来，邀请我和他一起上床呢？屋里这么温暖，床这么洁净，而我又那么寂寞，那么地需要安慰，我一定不会拒绝的。
然而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堕落也是需要资本的。必须有一点姿色，一个丰满的胸部，和一点点廉价的香水。而我只能面无表情，用了干巴巴的声音唱歌。
没有人看到你所说的那种更为美好的生活我说。
大一的时候，我想嫁给一个摊煎饼的人；大二的时候，我想和一个修自行车的人结婚。
现在，我只是希望每个周末都有巧克力吃。
你看，我并不是那种有很多奢望的人。
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其实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我唯一的信仰是巧克力。在灯火通明的超级市场，我常常被这些过于丰厚的物质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犯了所有的过错：贪、嗔、痴，但从来不思悔改。
临走前，我给他留下一块廉价的巧克力。
公司的同事在我对面吃饭。我很少见到他，因为我很少上班。大大的圆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埋头吃饭。突然他说，我很想念女友的身体。
我说，你可以去找她，
我找不到她他说。
为什么？我心不在焉地吞下一块排骨。
因为她死了。
我尖锐地笑起来，不要这样嘛，这样很好笑的。
我们一起去坐地铁，路过繁华的琉璃厂，华灯初上，大街上轰鸣着当下流行的歌，还有主持人甜得流蜜的嗓音。
请你为我唱一首歌，他说，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
我一直没有唱。地铁里很拥挤，有人在看报，有人盯着我的帽子。
到站了我说了一声再见，然后下车。没有回头。
不可以为别人悲伤。
你要站着弹琴，站着唱。
我说为什么要站着？
因为你在演出。
那柯本为什么坐着？
那是UNPLUGE。
为什么不是UNPLUGE就不可以坐着唱？
那就是民谣了。
民谣又怎么了？
你总不能大家站着你一个人坐着吧？
那鼓手为什么不站着？
除非你们坐着撒尿我就站着唱。
我只是不想站在台上，不想站在那里让别人看着我。我不想表演，我只想蜷缩起来，唱歌。事实上我想我并不热爱摇滚。1998年的最后一天，我一个人在“忙蜂”酒吧。台上有很多乐队，乱哄哄的，热火朝天。我站在那里，心里又害怕又孤单。我谁也不认识。我也不要和他们一样。
半夜四点我爬起来打电话。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苍老而疲惫：喂，请说话。
我突然锐起了嗓子，唱了一首欢快的儿歌：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 | 
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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