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水浒中强拆的暴力和条例

《水浒传》讲述了一系列“官逼民反”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好汉之所以“逼上梁山”，是由于遭遇了地方权贵的暴力“拆迁”。这好汉就是“小旋风”柴进。

话说柴进有个叔叔叫柴皇城，是高唐州的大户，只因后花园的“水亭盖造得好”，被一个叫殷天赐的恶少看中了，那殷天赐便带了二三十名奸诈不良的打手，跑到柴家，要柴皇城三日之内将柴宅让出来，否则，带到官府问罪。柴皇城与他理论，却被“推抢殴打”了一番。可怜这个柴老头，因咽不下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

殷天赐何许人也，胆敢夺人私宅？原来，他是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妻舅，而高廉不但是地方一把手，还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唐州内，高知府可谓权焰熏天，“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殷天赐则“倚仗他姊夫的势要，又在这里无所不为”。

柴皇城斗不过殷天赐，膝下又无子嗣，只好叫人快马前往沧州柴家庄，将侄儿柴进叫来商量对策，恰好那些天李逵在柴家庄中闲住，也随了柴进前往。我们知道，柴进可不是一般人家，而是前朝皇室之后，当年柴氏先祖将皇位“禅让”给了“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赵氏为示优待柴家，赐予“丹书铁券”，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给予柴氏后人特权保护。柴进一赶到高唐州，就叫婶子只管放心，“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不用怕那个殷天赐，“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

显然，柴进相信以“丹书铁券”的法律力量，是足以保护柴家祖业的。所以决定走司法渠道，“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即使在高唐州和他理论不得，还可以告到京师去，知府高廉算什么大官？“京师也有大似他的”。点评《水浒传》的金圣叹解释说，这“大似他的”人暗指皇帝宋徽宗。

但随柴进前来的李逵对司法途径很不以为然：“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李逵的意思很干脆，暴力解决：“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则不认可个人暴力的作用，交待李逵不得胡来，“无事只在房里请坐”，“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横行”！

正当他们争论“条例”管用还是“斧头”管用时，柴皇城却因伤重不治，一命呜呼了。柴进只得忙着给叔叔办理丧事。三日后，殷天赐又带了二三十条闲汉，上门搞“拆迁”来了：“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柴进告诉他：“你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赐却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一场较量即将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博弈的道具”在比拼效力：

一、柴进的“丹书铁券”，这是国家律法条例的象征。身为贵族阶层的柴进柴大官人，显然对国家律法的权威还抱有期待，相信“条例”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李逵与殷天赐都认为国家法律没什么鸟用，一个说“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另一个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

二、李逵的“大斧”，隐喻的是江湖社会的个人暴力主义。李逵是梁山中人，过的是快意恩仇的日子，他为人又莽撞，遇上不平事就讲个“前打后商量”。不过柴进则认为，“山寨”的那套规则不适用于“禁城之内”的社会。

三、殷天赐的“讯棍”，代表了组织化的权力。殷天赐虽谈不上是国家干部，但他是官亲，有隐权力，倚势欺人的经验使他深信权力的力量，才不管柴进是不是真有什么“丹书铁券”呢。

面对“讯棍”的威胁与进攻，“丹书铁券”能守住柴家的合法私产吗？如果国家尊重律法的权威(就别说现代法治社会了)，柴进大可高枕无忧，大不了公堂上见分晓；如果事情发生在国家权力所不及的“江湖之远”，则李逵的“大斧”也能够解决掉麻烦。可是，现在是在高家的势力地盘之内，高唐州衙门的“讯棍”都是姓高的。也就怪不得殷天赐气焰如此嚣张，不将柴家当回事了。

但合该这恶少倒霉，正好碰上了李逵这条莽汉。李逵当时躲在门缝后张看，见殷天赐招呼左右打人，忍不住拽开房门冲出去，三五记老拳就将殷天赐打死了。殷带来的打手作了鸟兽散。

看起来，在这起暴力“拆迁”冲突中，似乎是李逵胜利了。然而，高唐州毕竟不比梁山泊，李逵的“大斧”杀得了几个恶少、闲汉，却对付不了组织化的“讯棍”。柴进只能让闯了弥天大祸的李逵赶紧回梁山泊去，“官司我自支吾”。李逵走后不多时，果然便有“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围住柴皇城家”。柴进立即被捉到衙门，先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再关进大牢受苦，等待判罪。柴皇城的家产被查抄，房屋围院也被封占了。

柴进原先还想着“自有丹书铁券护身”，不怕与高廉理论。他也曾寄望于进京告御状，找到“大似他的”人来维护“丹书铁券”的权威与柴家祖业的财产权。但他失算了，明显低估了权势集团的力量。金圣叹点评说，柴进“只知这里之有高廉，而不知‘大似他的’身边之有高俅”，确是一针见血的高论。最后，还是梁山集团发兵破了高唐州，救出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柴进。

宋代律法中其实也有体现“私产不受侵犯”精神的条款，但实际上，法难免为权所蚀。《宋史》记述，在水浒故事诞生的宋徽宗时代，朝廷为了征收“花石纲”，“豪夺渔取于民”，官府发现“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便带人闯入其家，在花石上做上标记，说这东西朝廷征用了，你等好生看好，不得有误。业主如果看护稍有不周，即以“大不恭罪”论处。官差来搬运贡物时，还要拆掉业主的门墙。不少小康之家都被搞破了产，或鬻卖子女供官府需索。

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条例”抵御不了“讯棍”的社会。不仅官府可以借征用花石纲之类的名目掠夺民财，背后有权贵撑腰的殷天赐之流，也可恃势凌人、横行无忌——— 占了你的花园你能奈我何？受到合法特权保护的柴大官人尚且斗不过权力集团的威势，平头百姓在遭受权贵的欺压时，就更别想讨价还价了。最后，那些诸如李逵那样的桀骜不驯之士，便失去了对法律权威与合法救济渠道的信心，而选择自逞其强，用个人暴力解决问题。

《水浒传》其实是一部反映庙堂、正常社会与梁山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寓言故事，庙堂权力(讯棍)的霸道与扩张，正常社会(条例有效)的脆弱与萎缩，是导致梁山社会(斧头)诞生与壮大的最大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