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写作

　　《纽约时报杂志》邀请潘卡吉·米什拉撰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二00八年十一月，我的印度同行来到了北京。我们有时坐在温暖的室内交谈，有时走在冬天的寒风里。我们去了几家不同风味的餐馆吃饭，这位素食者离开北京之时夸奖我点菜的才华。我告诉他：「我的才华很简单，就是将餐馆里所有的素食全点上」。

　　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感谢潘卡吉·米什拉，他在北京短暂的一周里，让我重温了自己的写作经历，给予了我「再活一次」的生活。

　　「我的写作源远流长。」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说这话时，我在心理上似乎垂垂老矣，因为当我回首最初的写作之时，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独特经历，我们只是花费了四十多年的岁月，就在同一个国度里，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寻找自己最初的写作，我的思绪在那些陈旧的作文簿上迅速掠过，停留在了当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我觉得自己小学时的作文不值一提，因为这些作文只有一个读者，就是一位很瘦的语文老师。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从大字报开始，这是我最初公开发表的作品。

　　文革时期人们热衷于写大字报，更甚于今天人们对于博客的热衷。不同的是，当时的大字报千篇一律，基本上是《人民日报》文章的抄袭版，革命的语言和空洞的口号充斥了全文，从头到尾喋喋不休；今天的博客可是千姿百态，自我吹嘘的、相互谩骂的、暴露隐私的、慷慨激昂的、无病呻吟的等等，还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文革时写大字报和今天写博客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

　　大字报曾经是我小学时最为害怕的，每天早晨背着书包上学时，我的眼睛就会紧张地扫描街道墙壁上最新的大字报，看看那些标题上有没有出现我父亲的名字。

　　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小官员。文革初期，我亲眼目睹了几个同学的官员父亲被打倒，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当时的革命造反派揍得鼻青脸肿，胸前挂着大木牌，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整日手持扫帚，战战兢兢地清扫大街。过路者随时可以对着他们踢上一脚，或者朝他们脸上吐去口水。他们的孩子，我的这几个同学自然是唇亡齿寒，不断遭受其他同学的侮辱和歧视。

　　年幼的我忧心忡忡，担心父亲的厄运会突然出现，这也是我的厄运。而且我父亲还有着地主家庭的历史，他家曾经拥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是不折不扣的地主。多亏了我祖父是一个二流子，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每年卖掉两三亩田地，供养自己好吃懒做的生活。这个败家子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将两百多亩田地卖光了，他因此卖掉了自己的地主身分。否则在全国解放后，他很难逃脱被枪毙的命运。我的父亲因祸得福，甩掉了地主儿子的恶名。当然，我和哥哥也是祖父二流子生涯的隔代受益者。

　　尽管如此，我父亲不光彩的家庭历史仍然在心理上折磨着我。倒霉的事总是要出现的，有一天早晨，我和哥哥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在上学路上终于看见了我最为担心和害怕的大字报。我父亲的名字赫然醒目地出现在标题上，而且拥有了「逃亡地主」和「走资派」两项罪名。

　　我小时候胆小怕事，当时我肯定是脸色惨白，我告诉哥哥，我不敢去学校了，我要回家躲上一阵子。我哥哥一脸的满不在乎，他嘴里说着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咧咧地往学校的方向走去。我哥哥的胆量只是让他走出了一百米左右，随即他就转身走回来了。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说：「他妈的，老子也不去学校了，老子也要躲上一阵子。」

　　然后，有我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因此诞生了。这一年我小学一年级，我哥哥小学三年级，处于人生低谷的父亲自导自演了一场政治戏，让我们全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别人家省吃俭用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大鱼大肉好吃一顿，我们家却吃上了「忆苦思甜饭」。所谓「忆苦思甜饭」，就是将糠和野菜混在一起煮熟了，再捏成团子。这种被称为糠团子的食物是旧社会穷人吃的，我们在大年三十晚上吃着糠团子，就是为了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

　　我双手捧着淡而无味的糠团子，小心翼翼地吃着，我觉得粗糙的糠在我下咽的时候似乎划破了我的食道，我十分委屈地说，糠团子吃起来有些疼。我父亲装出高兴的样子，用他外科医生的语气说：「疼了才好，疼了才说明忆苦思甜的疗效出来了。」

　　我和哥哥不知道正在倒霉的父亲是在表演他的革命秀，他选择了大年三十这个好时机。几天以后他在自己的交代材料里大写特写了这个革命化的春节，以此表达他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赤胆忠心。

　　我们一家四口咽下了糠团子，我母亲清理了饭桌之后，我父亲铺开一张大于桌子的白纸，全家开始写大字报了。大字报的主题是「斗私批修」，就是要打倒和批判我们脑子里的自私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我父亲的右手在砚台里磨着墨汁，神情庄重地告诉我们：「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让我和哥哥兴高采烈，我们两个抢着要首先说话。我和哥哥互不相让，都想拔得自我批评的头筹。我的父母让我先说，因为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应该将这个机会让给我。可是我眨着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我一下子没有找到自己的自私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我哥哥在一旁急躁起来，他想先说，我父母没有同意，开始启发我，说我刚才吃糠团子时觉得食道有些疼痛，就是自私的思想在作怪。我如释重负，不过仍然有些担心，我问父母：「能不能再算上修正主义思想？」

　　我的父母商量了一下，认为这是我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在兴风作浪，而修正主义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坏东西。他们点点头说：「可以算上。」

　　自私和修正主义都有了，我就放心了。轮到我哥哥了，他骄傲地说了起来，有一次他在街上捡到两分钱，没有上交给老师，而是买了两颗糖自己吃了。我的父母郑重其事点着头，说我哥哥的这个行为和我刚才的十分相似，也是自私和修正主义两者皆有。接下去是我们的母亲斗私批修了，母亲之后是父亲。他们都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小错误，这让我和哥哥有些失望，尤其是我们的父亲，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只字不提「逃亡地主」和「走资派」。我哥哥首先向父亲发难，他义正词严地问：「你是不是逃亡地主？」

　　我父亲表情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他们家在全国解放前就破产了，所以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划分成了中农。我母亲在一旁鸣冤叫屈，说如果不是曾经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我父亲家的成份应该是贫农。我哥哥严肃地举起右手，问我父亲：「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你不是地主。」我父亲庄严地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是地主。」

　　我不甘落后，也向父亲发难：「你是不是走资派？」我父亲还是摇头，他说自己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可是一直是在做技术工作，他一直是外科医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举起右手：「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我父亲再次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然后我们三个看着父亲写下了这张避重就轻的大字报，这是第一张批判我们自己的大字报，而且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写成的。我父亲写完以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毛笔递给我母亲，我母亲签名后是我哥哥的签名，我的签名排在最后。我们开始讨论将大字报贴到什么地方？我说就贴在我们家门口，可以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大年三十晚上的伟大行为。我哥哥说应该贴到电影院的售票窗口，那里看到大字报的人更多。父母肯定在心里痛骂我们这两个小王八蛋了，他们只是为了做秀，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他们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这张大字报。而且这张大年三十的大字报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在我父亲的交代材料里出现一个光彩的段落。

　　我们的父母虽然心怀不满，脸上仍然露出赞许的表情，他们点头说我和哥哥的主意都很好，问题是贴到外面去的话，我们自己不能时刻看到这张大字报了。他们耐心地解释，这张大字报是批判我们自己的，应该贴在自己家里，让我们时刻警惕自己过去的错误，从此紧跟毛主席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医院的宿舍楼，我们住在名叫向阳弄的一所房屋里，是一间大屋子，中间隔开的墙是用铁丝将竹子横竖绑扎起来，再在竹子上糊上旧报纸。我父母睡在里面的床上，我和哥哥睡在外面的床上。我们觉得父母的话有道理，同意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家里，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贴在里面父母的床头，要贴在我和哥哥的床头。我们的父母欣然答应。

　　不久之后，我父亲被下放到了农村，他身背药箱走在乡村田间，给农民们治病。当造反派意识到他们是放过了我的父亲，再去农村抓他时，已经找不到他了。朴实的农民们保护了他，把他藏了起来，让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文革早期的革命暴力。

　　那张了不起的大字报在我和哥哥的床头墙上存在了一年多，积满灰尘和纸张泛黄破裂以后，它自己沿着墙壁掉到了床底下，然后被我们遗忘。最初的时候，我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要用神圣的眼光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署名。

　　五年以后，我进入了初中年级，开始大规模书写大字报了，而且是亲自书写，不再是尾随其后的署名。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写作班子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笔名为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我模仿梁效，拉上三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笔名来自当时著名的文革电影《春苗》。

　　那个时候刚好是黄帅事件席卷全国。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写了一篇批评老师的日记：「今天，X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老师看到日记后大发雷霆，认为黄帅是「为了拆老师的台」。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不断批评黄帅，还要求其他同学不要理睬黄帅。孤立无援的黄帅只好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六百字的信。她在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语。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导。黄帅红极一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反潮流英雄，全国的中小学生纷纷向她学习。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被抓。十六岁的黄帅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成为了「四人帮」的小爪牙。批判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的父母也因此倒霉，母亲写下了几十万字检查，父亲被逮捕入狱。直到一九八一年，黄帅的父亲才获得平反，走出了监狱。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都是随波逐流，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幸运还是倒霉。

　　一九七三年底，全国的中小学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由我执笔，署名春苗的大字报风靡了我们的中学。我在学校里也是名噪一时，成为了著名的红笔杆子。这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政治术语，「红」是革命的颜色，「黑」是反革命的颜色。于是写作政治上正确文章的叫「红笔杆子」，写作政治上错误文章的叫「黑笔杆子」。

　　我和三个同学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里面的革命语言都是从《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抄写过来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就写出了将近四十张大字报，贴满了我们中学的墙壁，将我们中学的老师们挨个批判了一通。我唯一放过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和我私交不错，时常会偷偷递上一根香烟给我。我偷了父亲的香烟，也会敬他一根。

　　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除了工厂、军队和农村，其他所有的单位都派驻了工人宣传队。我们中学也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的队长就是当时中学的最高领导。我记得那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工人，他拿着笔记本，一边浏览我们的大字报，一边在上面写着什么。见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连声夸奖我：「干得好！干得好！」

　　我当时不知道，我们春苗写作组短时间炮制出来的近四十张大字报，也成为了他的革命成果。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大表扬了他，说我们中学在学习黄帅反潮流精神和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走在全县所有学校的前列，甚至都有可能走在全省所有学校的前列。

　　这位工宣队长认真记下了我们批判过的每一个老师的名字，然后发现竟然没有那位语文老师。工宣队长很不高兴，觉得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还存在着盲点，他把这个盲点叫到自己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一通，说这个盲点压制和打击学生，所以才没有出现批判他的大字报。

　　我们的语文老师哭丧着脸来找我了，他把我拉到中学围墙的外面，递给我一枝香烟，亲自划火柴给我点烟，然后恳切地问：「为什么不写我的大字报？」我抽着他的香烟说：「你身上没有师道尊严。」

　　「怎么可能没有？」语文老师急了，他说：「我全身上下都是师道尊严。」我说：「你经常给我们学生香烟，你和我们学生打成一片了，你确实没有师道尊严。」

　　语文老师哭笑不得，只好将工宣队长如何骂他的话都告诉我。我明白了，向他保证，当天晚上就会把批判他的大字报写完，明天早晨他起床就会看见。

　　我信守诺言，吃过晚饭后就把写作组的另外三个同学叫到一起，在教室里写到夜深人静。我们给其他老师都是一张大字报，给这位语文老师提高待遇，写了满满两张。然后拿着这两张大字报来到了语文老师的家门口，在他熟睡之际，我们商量着贴在何处？

　　原来想贴在他家门上，可是一扇门上贴不下两张大字报，只好一左一右贴在他家门两侧的墙上。

　　第二天上午，这位语文老师又把我悄悄拉到了围墙外，我以为他是来表达谢意的，结果他埋怨起了我。说我不应该将大字报贴到他家门口，学校工宣队长根本看不见，而且邻居还笑话他。他给我出主意，说是最好将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工宣队长办公室所在楼房的墙上。看到我点头了，他又埋怨我为什么给他写了两张大字报？其他老师都只有一张。我告诉他，这是为了给他提高待遇。他摇着头「别提高了—平等，平等最好。」「好吧，」我说，「我们辛苦一下，再新写一张大字报。」语文老师问我：「我家门口的大字报怎么办？」我说：「你回去把它们撕了。」

「我怎么敢撕大字报？」语文老师叫了起来，接着小声说，「你亲自来撕掉。」然后又指导我，中午去撕掉他家门口大字报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话。我点着头，让他放心，中午时一切都会按照他指示的去做。他的右手伸进了口袋，摸出半盒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转身走了几步后，站住脚，回过身来，将那半盒香烟全部送给了我。

　　我按照语文老师的指示，中午放学前就将批判他的大字报写好，贴到了工宣队长办公室所在的楼房墙上。然后带着春苗写作组的另外三个同学，来到语文老师的家门口，大声喊叫着他的名字，他在屋里故意磨蹭着不出来，等到邻居们都跑出来看热闹时，他才点头哈腰地走出来。我用他上午教我的话训斥他：他「老实听着，我们写了一张更加深刻批判你师道尊严的大字报，就贴在学校里，你马上去看。」

　　他应声向着学校方向走去。我们大模大样地撕掉了他家门旁的两张大字报，一边撕着，一边向他的邻居们解释，说这两张大字报写得不够深刻，贴在学校里新写的大字报非常深刻，欢迎他们到我们学校里去看看。

　　我在文革时期的写作持续到高中年级之后，对写大字报突然没有兴趣了。我尝试着写起了话剧，这应该是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才完成了一出独幕话剧，有将近四千字，几经修改后，认真抄写在方格稿纸上。话剧的内容是当时流行的内容，就是一个地主在全国解放后失去了财产，如何心怀不满，想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后被智慧的贫下中农生擒活捉。

　　当时我们小镇上有一位著名的红笔杆子，比我大十来岁，因为他在县文化馆的油印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歌和散文。透过一位同学的引见，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小镇名流，恭恭敬敬地将自己的独幕话剧呈上，请他批评指正。

　　几天以后，我再去拜访他时，他已经读完了我的独幕话剧，并且在最后一页用红笔写上大段的评语。他将手稿还给我的时候，神态十分傲慢，他说自己的意见都写在后面的评语里了，他就不多说了，不过有一点他要强调一下，就是我的话剧里没有人物心理，也就是没有人物独白。他告诉我，独白是剧本写作的重中之重。

　　在我告辞之时，他拿出了自己不久前完成的三幕话剧，题材和我的一样，也是一个地主想搞破坏，如何被贫下中农发现的故事。他将厚厚一叠手稿递给我时，专门要求我注意他是如何在剧本中写独白的，他自我陶醉地说：「尤其是地主的独白，写得栩栩如生。」

　　我将他的手稿和自己的手稿捧回家中。先是仔细阅读了他对我剧本的评语，我发现基本上是批评，只是在最后有一句话是表扬，说我文笔还算流畅。然后我仔细阅读了他的剧本，我觉得他写得也不怎么的，他自鸣得意的那几个地主独白段落，都是一些地主心里想着如何破坏社会主义的教条式语言，他所谓的栩栩如生，只是在里面夹杂了一些脏话而已。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化写作，工人和农民是从来不说脏话的，只有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才会说脏话。不过我仍然觉得应该夸奖他一番，毕竟他是我们小镇的名流。我礼尚往来，找来一枝红笔，在他三幕话剧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也写上了大段的评语。我的评语基本上是赞扬，尤其是对剧本里的地主独白，我不遗余力地吹捧，说如此精彩的独白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只是在最后写上一句批评的话，说剧情不够紧凑。

　　我把剧本还给他的时候，他的眼神明显地在期待着我的崇拜之情和恭维之词。我说了几句好话，他嘿嘿笑了几声。然后他发怒了，他发现我竟然在他剧本的最后一页写上了评语，他愤怒地冲着我叫起来：「你竟敢在我的剧本上写评语？」

　　我有些措手不及，没想到我的礼尚往来竟然引发了他的怒火。我有些胆怯地说：「你也在我的剧本上写了评语。」

　　「他妈的，」他叫了起来，「你是谁？我是谁？」

　　确实如此，他是名流，我是无名小卒。他看到我评语的最后一句批评的话，暴跳如雷了，他抬腿踢了我一脚，吼叫道：「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敢说我的剧情不够紧凑。」

　　我赶紧往后退了两步，提醒他，我的评语里还有恭维之词。他低下头，读到了我对地主独白的吹捧，他的怒火明显小了下去，他在椅子里坐了下来，让我也坐下。他认真将我的评语让完后，似乎平静下来了，他开始抱怨，说我用红笔写了评语后，他就不能将这个剧本再给别人读了。我建议他将最后一页撕掉，将剧本的结尾重新抄写在稿纸上。我接着表示愿意替他抄写最后一页上的结尾，他摆摆手说：「算啦，我自己抄写。」

　　然后他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容，他神秘地告诉我，县文化馆两个创作干部读完了他的剧本，好评如潮。我心想，两个人怎么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不过我脸上装出了欣喜的表情，他继续神秘地说，现在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正在审读剧本，一旦获得通过，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将排练这个话剧，在县剧院演出五场后，就会送到省城去参加群众文艺会演的比赛。

　　这位小镇名流的得意之情只是延续了几天，然后开始其倒霉的生涯了。当时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是一个大老粗，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他读了剧本里地主独白的那几个段落之后，断然认定这位小镇名流是一个准备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工宣队长把地主的心理独白当成他的心理独白了。

　　我这位同学的大哥十分委屈，他向工宣队长解释，那些心理独白是地主的，不是他的。工宣队长用手拍打厚厚的剧本，问他：「这个地主心里想的那些字是不是都是你写出来的？」「是我写的，」他继续解释，「可是……」

　　「你这么写，就是你心里这么想。」工宣队长打断他的话，不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这位小镇名流在一夜之间，从红笔杆子变成了黑笔杆子。此后的两年里，他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分，经常出现在我们中学操场公判大会的主席台上，胸前挂着大木牌，低着头，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我每次见到他站在那里时，脖子后面就会感到冷风飕飕的，心想真是惊险。多亏了我的剧本里的地主没有心理独白，多亏了我在他的剧本后面吹捧地主独白评语被他撕掉了。要不在公判大会时，主席台上面也可能会给我留出一个陪斗的位置。

　　当时我们中学操场上每年都要开几次公判大会，公开宣判一个或者几个杀人犯强奸犯之类的人。公判大会的时候，总是要找几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参加陪斗。这些陪斗者胸前挂着大木牌，一字排开，站在同样挂着大木牌的犯人两旁。犯人被五花大绑，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没有被绳子捆绑，这是陪斗和犯人的区别。不是每一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都会参加每一次的陪斗，只有这位是例外，可能因为他是名流，只要有公判大会，他就会挂着大木牌，低头出现在操场的主席台上，而且他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总是站在最右边。他是我们小镇的首席陪斗。

　　几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写作小说时，我的父母十分担心我的命运。文革时期的经历，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黑笔杆子。

　　潘卡吉·米什拉的眼睛十分明亮，他是一位智慧的聆听者。他安静地微笑着，偶尔大笑的时候也是安静的。我们就像是两个记忆的垂钓者，坐在时光之河畔，让往事来上钩。话题来到了我最初的牙医工作和此后的小说写作上。三十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这样的工作我干了五年，拔下的牙齿超过一万颗。

　　当时我二十出头，午休的时候常常站在医院临街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上一辈子？

　　我就是那时候决定写作小说的。我站在窗前的时候，经常看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那些人，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我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工作？」

　　他回答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在大街上游手好闲也是工作，我想如此美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会有。当时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中学毕业以后，国家让我干起了牙医。如果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从事游手好闲的工作，同样也需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而且首先要证明自己具有进入文化馆的资格。通往文化馆的美好前程有三条道路：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都要从头学起，这太困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选择写作了。我是在文革十年里完成自己的小学和中学课程，这样的经历让我的成长丰富多彩，可是在学习上我虚度年华。我记得自己上中学的时候，总是弄错上课铃声和下课铃声，经常是下课铃声响了，我走向教室准备去上课了。我当时认识的汉字其实不多，不过仍然可以应付自己的写作。多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纷纷赞扬我的叙述语言简洁，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后来我的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出版，一位美国的文学教授告诉我，我的语言翻译成英文以后，很像是海明威的语言。我就将自己的玩笑出口到美国，对这位教授说：「海明威认识的英文单词也不会多。」

　　虽然是一个玩笑，却也说出一个道理。人生常常如此，有时候从长处出发，愈走愈短；有时候从短处出发，反而愈走愈长。用毛泽东的话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如果继续刚才的玩笑，那么我和海明威，可能都是毛泽东所说的坏事变成了好事的那种人。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一边拔牙一边开始了写作。拔牙是为了维持生计，写作是为了以后不再拔牙。最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写下一个字比拔下一颗牙齿还要费力。可是为了进入天堂般的文化馆，我逼迫自己一直写下去。当时我还年轻，让自己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末的时候，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飞翔，姑娘们笑声朗朗，同龄的朋友都在外面玩耍，我却独自一人枯坐桌前，像是铁匠打铁一样，使足了劲，写下一个又一个硬邦邦的汉字。后来，经常会有年轻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词汇，就是「写作」。写作就像是经历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去经历什么，那么就不会了解自己的人生；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不去写作的话，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

　　我十分怀念一九八0年代的初期，文革刚刚结束，一些被禁止了十年的文学杂志纷纷复刊，还有更多新的文学杂志正在涌现出来。一个几乎没有文学杂志的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种文学杂志的中国。于是大量的文学版面都像是饥饿的婴儿一样嗷嗷待哺，那时候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无论是出名的和还没有出名的，他们所写下的全部作品，仍然无法填满如此众多的文学版面。因此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着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一部好作品，编辑们就会互相传阅，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

　　我赶上了这个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供求关系倒置的美好时代。我这个小镇的牙医，不认识任何文学杂志的编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自己写下的短篇小说，寄到了一家又一家文学杂志。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一角，表示邮资总付，让杂志社承担邮资。而且文学杂志如果不采用我的短篇小说，还会将稿件退回。我拿到自己的退稿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信封拆开，翻过来，用胶水重新沾上，制作出另一个新的信封，在上面写下另一个文学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当然我不会忘记剪掉一个角。

　　那时期我的几部短篇小说手稿，免费地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旅游，它们不断地回到我的身旁，又不断地被我送走。我手稿去过的城市，比我后来二十多年里去过的城市还要多。退稿都是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子，邮局的投递员每次都是将我的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厚厚的退稿掉在地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坐在屋子里的父亲，不用起身到院子里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扔进来了，他喊叫我的名字，大声说：「退稿啦！」

　　不久以后，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的供求关系，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变化了。随着有名的作家和尚未有名的作家如春暖花开般的愈来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一眨眼工夫就长成了美丽的姑娘，成为了疯狂追求和激烈竞争的目标。而文学也从辉煌的顶峰开始滑落，美好的光阴转瞬即逝了。杂志社对「邮资总付」不堪重负，纷纷发布公告，一是作者寄稿件要自己贴邮票，二是杂志社不再退稿。

　　《北京文学》是我去过的第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一间大屋子里面沿墙摆满了办公桌，编辑们坐在那里安静地阅读来稿，他们的桌子上堆满了不知名作者的稿件，我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稿件仔细阅读。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表过作品，当我的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后的第二年，我再去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桌子上的来稿信封上都是写着编辑名字的，都是编辑们认识的作者寄来的稿件。而大量不知名作者的稿件被扔在废纸篓里，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让收集废品的人将它们搬走，当成废纸去出售，在造纸厂里变成了纸浆，再制造出新的稿纸。我当时意识到，已经没有编辑在认真阅读自由来稿了。

　　从那以后，一个热爱写作的年轻人，即使才华横溢，即使写下了优秀的作品，如果不认识某位文学编辑，就很难获得出版的机会。如此残酷的现实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网络文学在中国兴起，新兴的发表形式终于让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破土而出了。

　　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的尾声。如果我迟两年写小说的话，我想不会有编辑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发现我。那么此刻的我，仍然是在中国南方的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我命运的改变，来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时候的一个电话。我所在的小镇刚刚进入冬天，这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一个遥远的电话寻找到了我。

　　当时我们医院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楼下的挂号室里，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透过总机转号，而我们全县也只有一个总机，在县邮电局里。我们医院负责挂号的同事，接到这个电话后，她跑到大街上，对着楼上我所在科室的窗户，喊叫我的名字，说有一个电话找我。

　　我下楼的时候以为是小镇上的某一位朋友打来的，约我晚上玩扑克牌什么的，可是当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县邮电局总机小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我当时心脏一阵狂跳，感到伟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那时候长途电话接通了还需要等待一些时候，当我们县里的总机小姐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时，我估计这个电话刚刚接到上海，正沿着冬天里的电话线前往我所在的小镇，期间还要堵塞几次，我拿着电话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就在我充满希望又焦躁不安地等待之时，有几个从我们小镇上打进来的电话，要找医院里的其他几个同事接听电话，为此我火冒三丈，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对方：「不准你打这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诧异的声音：「为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等待一个中共中央的电话。」

　　北京来的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我听到了周雁如的声音，她是一九八0年代初期《北京文学》的实际主编。周雁如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她早晨上班时就挂出了这个长途电话，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接通。她说：「我都失望了，准备明天再继续给你挂长途电话，没想到接通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声音，说话并不快，可是让我感到她说得很急，她的声音清晰准确。她告诉我，我寄给《北京文学》的三个短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她在电话里说，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人民币。她又说我在改稿期间每天还有出差补助，最后她告诉我《北京文学》的地址——西长安街七号，告诉我出了北京站后应该坐十路公交车。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就像是在嘱咐一个小孩，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

　　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就坐上长途汽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可是我马上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向我们的院长请假，我觉得他不会同意我去北京，因为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小说。一个拔牙的突然说要去北京修改他的小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没有当面去向他请假，而是写了一张请假条。

　　到了晚上，我敲开一位拔牙同事的家门，把请假条交给他，请他明天上班后再将请假条交给我们的院长。那时候我已经坐在去上海的长途汽车里了，他就是不同意也来不及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可是我的这位拔牙同事有些胆小，他不敢将我的请假条交给院长，怕院长怪罪于他。他反复说，我应该自己去交请假条。我告诉他，我从北京改稿回来的时候，会给他带来著名的北京果脯，还有慈禧太后最爱吃的茯苓夹饼。我的拔牙同事一听说北京果脯和茯苓夹饼，就忍不住吞起了口水，这在当时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他抵挡不住腐败的诱惑，同意在第二天我坐上了长途汽车以后，再将我的请假条交给我们院长。我的计策成功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行贿；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这叫打出了一颗糖衣炮弹。

　　二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周雁如要求我将小说的结尾修改一下，原来的结尾有些灰暗，她要我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我记得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的她，对当时也未见过资本主义的我说：「社会主义是光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会有这样的灰暗。」

　　我两天就将稿子改完了，完全按照周雁如的要求去修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发表小说比什么都重要。别说是改出一个光明的结尾，就是从头到尾改得像太阳一样灿烂也没有问题。周雁如对我的修改十分满意，连声夸奖我聪明。然后告诉我，不要急着回去，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好好玩一玩。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定居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独自一人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到处游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发旅游业，我在故宫转悠了一天，只见到十多个游玩的人。到长城是坐长途客车去的，爬上八达岭长城，塞外的寒风吹在我脸上，就像是有几只手掌不停地扇我耳光一样。我在长城上只遇到一个游客，我爬向烽火台时，他正从上面下来，我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建议他再和我一起爬上去，他连连摇头哆嗦地说：「太冷了。」

　　等我从寒风凛冽的长城下来，走进破旧的小车站，刚才见到的那个游客正缩在角落里，还在继续着他从长城带下来的哆嗦。回城里的长途汽车还没有到，我坐到他身旁，和他一起哆嗦起来。

　　今天的中国，到了旅游旺季，故宫里和长城上人山人海，看上去不像是在旅游，更像是在集会游行。

　　我玩遍了北京，然后向我的编辑王洁打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玩？王洁每次说出一个地方，我都说已经去过了。王洁笑了，她说：「你应该回家了。」

　　王洁为我去买了火车票，然后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枝笔为我算账，算完张，又到会计那里替我领了钱。我发现不仅改稿的两天有补助，连游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补助。当我坐上南下的火车时，我口袋里有七十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让我厚颜无耻地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王洁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北京文学》的改稿确有其事。当我回到海盐后，才知道这张证明是多么重要，当时我们小镇医院的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证明？」

　　我从北京回家后，我们小小的海盐轰动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海盐人。我们县里的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他们觉得我不应该再拔牙了，应该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经过了一番复杂的调动手续，我的调动函上盖了七、八个公章以后，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我记得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心想文化馆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所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欣喜地告诉自己：「这地方来对了。」

　　这是社会主义留给我的最为美好的记忆。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我：「你当初为何要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

　　这位西方记者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仍然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时期，只要是城镇的职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每个月的薪水都是一样的。我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穷光蛋，做牙医也是一个穷光蛋。不同的是，牙医是一个辛苦的穷光蛋，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幸福自由的穷光蛋。

　　现在我已经拥有二十七年的写作历史，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了：我热爱写作。每个人在其一生里都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不能表达出来，现实环境和个人理智压制了它们。可是在写作的世界里，这些受到压制的欲望和情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我觉得，写作有助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完整起来。或者说，写作会让一个人拥有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另一条是虚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一样，一个强大起来的时候，另一个必然衰落下去。当我现实的人生道路愈来愈平淡之时，也就意味着我虚构的人生道路愈来愈丰富了。

　　潘卡吉·米什拉离开北京之后，在他伦敦的家中，也可能在他新德里的家中，或者在世界上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发来了E-mail。他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00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经叙述过，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透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饭用的碗那么大。

　　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个我前面说到的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仿佛雨点般地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搫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青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

　　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驱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血迹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

　　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在E-mail中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

　　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