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3][新京报]郑渊洁：暴写童话19年

这里有新京报里被删去的老郑访谈

郑渊洁：暴写童话19年

（一）暴写童话19年 1984年，我在十几家报纸杂志有连载。有编辑告诉我，读者订那一个刊物，是因为上面有我的连载。我要求把稿费由一千字三块钱提高到四块钱，总编却说别的作者会不答应。我心里想，如果办一个杂志，全部只刊登我的东西，假如发行量上升，跟出版社讨价还价的时候，别人就没话说了。一个作家写一个刊物，在国内国外都不多。台湾李敖办了个《千秋评论》，双月刊，好象办了几年，也停办了。 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更是一个行动者，我就真的这么做了。《童话大王》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坚持一年就是胜利，可是到现在我一个人已经支撑了19年了。 这样的写作用挤奶来做比喻还不够，简直可以说是挤熊的胆汁。出版合同有着精确的写作规定的，每个月的1日必须交稿，我根本不会提前写出来，非要到了截稿日期的前一天暴写，恶写，一天写16、17个小时，穿着纸尿裤啊，连厕所都不上了。如果写不出来，会很烦躁，跟家里人发脾气——他们都是踮着脚尖走路的。 我看的文学书实在少得可怜，写作20年以来看完的文学书肯定没有超过5本。这个不是我的缺陷，这是我的优势，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写的。如果知道了，可能潜移默化就受影响了。 你要说什么书对我影响最大，我觉得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我翻烂了很多本啊。离不开这个书啊，因为我不认识的字太多了，哈哈，这是真的！前几天我写骄傲的“傲”，我还写成双人旁呢。现在的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写错别字，不要责备他。没有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他将来成为大文豪。 （二）老师说我没出息 小时侯住在部队大院，许多孩子在一起。我喜欢养小动物，什么小金鱼、小鸡之类的。我总是自己和自己呆着，很长时间不和大家说话，和小伙伴也玩不长，玩着玩着就崩了，显得比较孤立。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有些自闭呢？我当兵的时候也喜欢自己呆着，做工人的时候也如此。后来当作家也是，我总想，为什么要和别的作家一样呢，我的作品为什么要和大家的放在一起呢？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导致了后来《童话大王》这么一个独特的刊物的产生吧。 我父亲是石家庄高级步军学校的马列哲学教员，小时候老看见他看书、备课，写材料有时也抱着我写。我还记得两三岁的时候，他就抱着我看《资本论》那样的书。他现在的《资本论》上，还有我用铅笔画的画。后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写文件什么的。我不知道他写什么，但总看见他老是写。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总觉得他在干他认为“沾便宜”的事情，要不他肯定不会老是这么干，反正就是觉得很好了。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如果我父亲从小当着我打麻将，那我现在肯定是一个麻将高手——那也不错呀！ 小时侯没有人跟我玩，我就爱胡思乱想，动不动就走神。那时老希望自己有一辆车，可以开着跑来跑去，吃住在里面。一直到现在还在想这个事情，准备去弄一辆比较大的汽车，把它改装成有床、有厕所的车。都这个岁数了，还老是幻想一些没有边的事，自己想得很开心。昨天不是台湾的“全民公投”，咱们这边好象反应很大啊。我就想啊，要是打起来了，打赢了我就要去台湾啊，因为那里也有我的童话大王嘛。我去那里，台湾人民肯定要不折不挠了，一定会象伊拉克袭击美国一样袭击我啊。忽然我挨了一枪，就被俘虏了。我就问看守的士兵，你知不知道郑渊洁？士兵也是我的读者，所以他知道啊，我就说，你不要杀我了，我给你当一个卧底吧……哈哈。 最刻骨铭心的事就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我没有出息，归到了“坏”学生里去。有一次我上课走神了，他让我站到教室前面去，让我自己说“郑渊洁没有出息”，说100遍。我当时也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出息，在班上象老鼠一样，就自暴自弃，长时间地逃学。也不知道今天怎么鬼使神差就走到了这一步。 小学数学不大好，语文还可以。二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文，《长大了为人民服务》，被老师选到了小学生作文选里去，是油印的刊物。那时真是很开心。小朋友要花六分钱去买这个刊物，而老师送了我两本，还让我站到讲台去领奖。这个事情与我将来成为作家，也有渊源。这个老师我到现在还和她有来往，每年春节我都去看她。她最欣赏的人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已经到中央电视台当副台长了。 我认为一个好的小学老师，一定要有一个本子，记着这个礼拜还有哪个学生我没有夸他好。一定要把他往死里夸，他数学不好，可以夸他语文好；他要是数学语文都不好，可以夸他长得好；他要是长得也不好……，你也要夸他。他总有优点啊，比如不迟到啊，衣服整洁啊。如果这个老师一个星期没有夸过学生，这个老师一定是不合格的。 因为不喜欢应试教育，我儿子郑亚旗，上了小学就不去上学了。他的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次考试都一直漏题给小孩子。儿子问我这对不？我说肯定不对，我也不去反映。我怕老师“治”你啊。这个“治”，不是说打你骂你，他是不理你，就跟没你这个人似的，这对儿童的伤害比较大。咱们的应试教育是不教你做人的，他以为升国旗，戴红领巾、请个老红军讲讲长征的事儿，那就是教你做人——那才是少儿不宜呢！ 我给儿子编了一个20万字的文科教材，把语文、历史、哲学、法律、金融，把关键的、本质的东西，都揉进去了。其实世界上的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法，蹬三轮有蹬三轮的说法，大学教授有大学教授的说法。大学就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里说，把听得懂的话往听不懂里说的地方。我认为教孩子应该教他最本质的东西，和处理方法。 老师说，学习没有捷径，要流汗流血。是不是爱迪生说的，世界上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应该是99%的灵感加上1%的汗水！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有捷径走的，老师就不把实话告诉孩子。 （二）“准”丈母娘说我没出息 四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就不上学了，跟着父母到了河南的“五七干校”呆着，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就当兵了，在空军修歼敌机。 我总是捅漏子。有一次把一只麻雀带到了飞机上，那个麻雀飞到坐舱里不见了。我可以不说，但是我怕飞机真掉下来怎么办啊。我报告了机场，结果把整个飞机给拆了。我还被全场通报了。 当了五年兵，复员后当了五年工人。当工人就是看水泵，一摁绿的摁钮，水泵就开了，一摁红的摁钮，水泵就关了。根本不是技术活儿。 当时也没有想过写作。1976年天安门事件，我也到了那里，就跟长那里似的。我是叛逆型的人，看到诗的怀疑精神，很兴奋，那时侯什么文学作品都没有诗的力量大。我就想当一个诗人。有了这么一个念头，就看了些《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之类的。当时工人们在宿舍打牌，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写诗，比较另类。 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朋友都高考去了，但我肯定不行。因为考试是我的弱项，我记不住。我现在考交通规则，考了很多次都过不去，就是因为怎么也记不住。 那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不报名参加高考，我的“准”丈母娘不干了，就派了我女朋友他哥来“考察”我。他一看我就说，这整个一笨蛋，跟了他就完了。 结果这事儿就吹了，那是我第一个女朋友，这个对我打击挺大。我发誓一定要找一个不上大学也能出人头地的路。所以说，我最后成为了作家，还有这个准丈母娘的功劳。 后来报道说国家恢复了稿费制度，我原来就想当诗人，当时已经可以写些花啊草啊，歌颂爱情的诗，又有稿费了，而且有先例，工人写好了，可以调去杂志当编辑。我就开始写诗、投稿，往全国各地，包括《西藏文学》都投稿，那时候投稿不用花钱，信封上铰一个角，上面写着“邮资总付”，现在没这个好事了。 投了几百篇都没有人理我，有时候会寄回来铅印的退稿信，直到后来山西《汾水》登了我一首诗。在它登出前的一个月我已经觉得自己不是那一块料，决定不写了。而那个录用通知书，一下子让我有了自信。从那时候开始，每个月都有作品发表。以前写的诗可以说是“臭不可闻”，可能是编辑那天的版面凑不够了，把我的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放上去了。但是我有了自信之后，写的东西就越来越好了。当我知道我自己怎么写都行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 如果没有这个《汾水》杂志，肯定不会今天你坐在这里采访我。肯定是你坐在这里采访别人，我在这里给你端咖啡。端咖啡没准也不要我，我没准去扫厕所了。 其实，很多打扫卫生的人都可以写童话，他们写的话，肯定比我写得好。可是没有人去鼓励他，肯定他。因为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渴望被同类欣赏。 （四）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按国家规定，工龄三十年就可以退休，退休可以拿退休金。因为忍受不了编辑部里的人事关系和勾心斗角，1999年，工作了29年零10个月的时候，我辞职了。档案发回了街道。有一次王朔跟我见面，他掏出一个证件给我看，说，这是最牛逼的东西。我一看，原来是一个“求职证”，是街道给无业人员发的。我好羡慕啊，也去办了一个求职证。 我喜欢独处，之所以当作家，是因为作家是一个独处的工作，是我目光所及的，唯一一个不用和别人发生关系，又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 我跟文化界、作家都没有什么来往。作家讨论会、笔会，在一块就说，我有一个中篇，在收获，我有一个短篇，在人民文学。就谈这些事情，多无聊！他们谈写作、构思，我就哈哈大笑，这些是很私人的事情，怎么可能交流？作家来往，形成一个圈子，互相吹捧，开会的时候为了当主席，副主席拉票什么的，特虚伪。知道的人，知道是作家开会；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灾荒年代哄抢粮食呢。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沽名吊誉的，但我确实不喜欢那样的场合。 《童话大王》有固定的读者，这批读者在长大，我的作品为了适应他们，也越写越成人化了，会涉及到恋爱的题材，严格来说应该给16岁以上的读者看的。有些媒体如“今日说法”，《北京晚报》，认为我写的童话“儿童不宜”，于是2001年起《童话大王》开始刊登过去的作品。现在没有出版压力，我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计划写20部长篇，现在已经写到第15部了，“仇象”、“迷图”都已经写完了。我先存着，等什么时候可以当成成人的小说来出版了，就什么时候出版吧。 本报记者：吴虹飞 采访手记 十六年前，我给敬爱的郑叔叔，写过一封信，感谢他为弱小者鸣不平。 六年前，在大学讲堂，我在最后一排，向郑老师举手提问 在郑的网上论坛中，所有人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郑”。2003年9月7日凌晨时分，“郑坛”因为外界媒体压力而被关闭的时候，不少人坚守在最后一刻，不忍离去。 如今，那个曾经读童话的孩子，作为报社的记者去采访他。远远地看见他坐在大堂的中间。下雪的天，住在远郊的他，提前到达约定的咖啡厅。 他衣着普通，声音清朗。花白的头发剃去。他大笑时毫无顾忌。他童心犹存，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以为他的想象力是天赐。 他有糖尿病，必须节食。心脏也有问题，随身带着药片。 十年间深居简出，与六条狼狗相处，鲜与外界往来。好比练武高手，隐退江湖，与世无争。 他甚至没有去酒吧，但仍然想知道所谓的摇滚演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写作者，突发奇想者，行动者，“暴写”童话19年。 若是有人夸他的作品，他会不舒服，在作品讨论会上，他如芒在背。 他的率真，仿佛是出于天性。 他很爱走神。坐在对面，动不动就走神。 依然喜欢胡思乱想，想象一些不着边的事，想着想着，自己就笑出声。 打小看他童话的孩子，居然长了那么大，坐在他面前。我们聊了五个钟头零十五分钟，期间他请我吃了一顿鹿肉饭，但我太兴奋了，吃不下。 他是不能够乱吃肉的，忍不住偷吃，又担心照顾他的秘书会发现，把他吃过的那一边，转了180度，假装是我吃的。 他问我是哪里人，在哪里上学，读什么专业，平常玩什么，又问可不可以去我们家玩。 后来他说，真是恍如隔世。 2003年11月21日的信： 我一个小时后开汽车动身去青海，那里有朋友送我纯种藏獒，我去拉它回来。藏獒是一种猛犬。我期待纯种藏獒很多年。刚刚得到“有货”的信息，就迫不及待地去接它。我们带了帐篷和睡袋，会夜宿沙漠。还想顺便去敦煌看看。有了兴致，也不排除去拉萨的可能。回来再聊。 郑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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