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百年祭

阮一峰 发表于 2008年09月 7日 | 分类：首页 -> 档案 -> 历史

昨天，我写了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一些感想。写完后，觉得意犹未尽。

我想起，2001年的时候，读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我写过一篇读后感，里面也谈到了“洋务运动”，正好可以补充昨天的内容。下面就是我当年的那篇文章。
当时，我自我感觉很好，就投给了《读书》杂志。但是，被他们退稿了。我因此觉得，《读书》主编的水平不行，没眼光，他们杂志上的大多数文章明明写得都不如我嘛。今天重读了一遍旧作，依然还是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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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百年祭


李鸿章殁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换算成西历，就是1901年11月17日。再过几十天，就该是他去世百年的祭日了。也许这是个注定不会被人们提起的日子。尽管他的同时代人，前辈如曾国藩，同僚如左宗棠、张之洞，后生如盛宣怀、张骞，都在被重新认识和评价，但面对李鸿章，人们宁愿保持沉默。自从我偶然发现了这个日子，几次想动笔，又几次放下，一百年的时光变迁，并没有使评价李鸿章变得更容易一些。
提到李鸿章，人们容易把他和中国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李鸿章不可避免的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历史的真相，追问“为什么出现在这种场合的总是李鸿章，而不是其他人？”，就会发现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它的反面 ，李鸿章事实上并非推行一条卖国的路线，他希望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中国“自强”的目的，但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自强”的条件，这导致了他一生事业的最终总失败，也是他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来具体考察这几个事件，那都是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事。1894年，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轻易全歼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举国哗然，纷纷指责李鸿章指挥有误。但不容辩解的是，没有李鸿章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就根本不会存在。成立新型海军是他的建议，海军的经费是他千方百计保证供给的，海军的将官是他派出国培训的，舰队从国外购进的每一艘铁甲舰船，他都要亲自到码头查看。可就是这样一支他花费无数心血的舰队，到头来却被轻易的击溃，李鸿章的作战指挥失误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其中不含有其他必然的因素吗？如果换了一个人指挥，甲午海战就能取得胜利吗？这场战争的胜败其实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进一步说，如果不是有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中国的战败也许在很多年前发生了。至于为什么是李鸿章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原因就更简单了：清政府发现偌大的中国除了他竟然找不到其他懂得外交谈判的官员了。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去东京进行停战谈判，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固然是无法让人原谅的，但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梁启超语），这样的结果换了别人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就更被动了。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匆忙西逃，逃命之际才想起了已年届八十，下台近五年的李鸿章，命令他赴京主持与八国的谈判，收拾北京的烂摊子。谁都明白这项任命极其危险，而且对个人没有任何好处，但李鸿章出于报国（清王朝）的考虑，还是决定北上，并在谈判结束后的几个月，死在了北京。
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恶名很大一部分是他“自找”的，如果他不是积极推行“自强”措施，这些事件也许就不会由他来承担。他不仅承担了他个人的责任，还要替腐朽的清王朝分担恶名。李鸿章不幸被历史选为主要的个人，来承担十九世纪中国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无能和卖国，而恰恰在于他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就不得不去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
为李鸿章的所作所为辩护，并不是本文的主旨，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论文和专著了。我只是在想，他去世已经一百年了，如果说在他生前我们还不足以完整的评估他那些“自强”措施，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能够客观的评价它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影响，我们不能只看见开花结果而忘了发轫之处。
光绪元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里曾这样谈到，他对当时中国的局势的看法：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媾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方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力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从这个奏折看，李鸿章对国家危机的认识是很清醒的，他已经意识到了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他也曲折的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变革，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实际上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进行从未有过的“现代化”运动。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李鸿章。
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为了与海军配套，他也同时建立了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为了使军工厂生产出来的轮船可以找到买主，他创建了“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资本的企业之一；军工厂需要各种矿产和能源，于是他又开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采掘企业和冶炼工业；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根电报线都是在他领导下铺设的；他提出派遣人员外出留学，其中就包括后来造就大批人才的留美幼童；他在各省设立洋学局，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在天津设立医学堂；他同时也招聘外国人才到中国担任各种职位，使他们能够为中国服务，但对他们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对于他的这些举措，梁启超称“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美国总统格兰特退休后周游世界，称李鸿章是他遇到的“四伟人”中的最伟大者（其他三位是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法国总理甘必大）。
但是这些措施，在他生前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反而因为耗资巨大，使李鸿章倍受朝内“清议派”官员的抨击。一旦甲午海战失利，李鸿章的下台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措施的意义极其深远，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社会。也许李鸿章并没有想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采取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实际上是由他开创的。
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研究这两者的论文已经很多了，我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它们不同的发展模式。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尽管江南制造局在它的早年，由于各种原因一直不是很成功，但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则要成功得多，它打破了中国轮船运输被外国轮船公司垄断的历史，在成立短短十年以后，就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很好的盈利。这对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鼓舞和启示是无可估量的。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它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李鸿章身后的毁誉荣辱皆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西绪弗斯式的悲剧人物。
李鸿章死后，严复有一副挽联，上曰：　

使平生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从挽联看，严复对李鸿章是既有肯定，又有批评的。但他大概不会想到，李鸿章的声誉会在其后的岁月里下降到何等可怜的地步。好在百年时光悠悠，中国的历史也己进入了新的世纪，知其罪其，自有来人，想来在地下长眠百年的李公，可以休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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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自《走向共和》以来，对李鸿章等人的评价开始走向客观。
《走向共和》是一部注定永垂史册的电视剧。

胃下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