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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首先对“垃圾”一词，进行了广泛查阅和搜索:《现代汉语典》是这样解释：“垃圾——即脏土或扔掉的破烂东西”；而从网上“百度” 搜索有关“垃圾”一词，弹指之间就有浩如烟海的信息。比如：“生活垃圾”、“工业垃圾”、“文化垃圾”、“印刷垃圾”、“社會垃圾”、“政治垃圾”、“思想垃圾”“精神垃圾”、“理论垃圾”等等。
垃圾又分为：不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等等。概括地讲其实也就是两大类，即“生活垃圾”（包括物质生活垃圾和精神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包括建筑垃圾）
为了保护和优化地球村这个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 “环保网站”《宣言》：要扫除地球上的一切垃圾！更要扫除人类的思想垃圾！
笔者在此主要是想略论当今不少地方与单位用公款制造的“文化垃圾”和“印刷垃圾”。同时也是社会垃圾和政治垃圾。
借用杨春光先生论（《垃圾革命三原则》答皮旦的信）中的一段话：在对文化垃圾和社会垃圾全面清扫的同时，必须对社会文化生活垃圾的最关键组成部分政治垃圾的最后突破禁区的清扫、揭露和彻底批判。如果不对政治垃圾禁区进行最终宣战、冲破和无情批判，那么在这以前的对于一切垃圾的揭露与批判，都将是不彻底的和虚于委蛇的。因为，一切现存社会文化垃圾都是根源于政治垃圾的卵翼下、庇护下和繁衍下生存与泛滥起来的。有什么样的垃圾文化，就直接反映什么样的垃圾政治；而有什么样的垃圾政治，则必然决定了什么样的垃圾文化。
《人民日报》曾刊文说，低劣的文化产品，迎合粗俗情趣，污染人的灵魂和生活环境。在图书市场上不时出现的一些不良读物，迎合的就是某些不健康需求。而官场上充斥的“虚假政绩广告”迎合的就是那些“要戴官帽，争上党报（刊）”的官迷们及那些官场“托儿们”制造出来的政治垃圾。然而，垃圾虽脏虽臭，但却赢得蚊蝇们的一片欢呼与赞美。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垃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和舆论批评的时候，相关当事人几乎是众口一词地以“社会需求”作挡箭牌。这类狡辩，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适应大众的审美鉴赏习惯，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艺和文化工作者及文化生产部门的职责。但适应必须是良性的满足、鉴赏的升华、积极的引导，而不是曲意的媚俗与消极的迎合。文化艺术是诗意的栖息地，是真善美的养成所，绝不能成为精神垃圾的发酵池和发射中心。
日前，笔者到某局督查机关作风建设，该局的一位副职对我说：“听说你挺爱看书的，来，我带你到我们库房去看看，那里的书可多了，想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去，反正堆在那里也没人要。”起初，我还以为是他们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丰富干职工的文化生活，创办图书阅览室，陈列中外名著或有价值的图书资料？
可是，当他打开库房门一瞧：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数百上千本书和杂志早已“尘埃落定” 乱七八糟地堆在那里。我“众里寻它千百度”，竟然找不出一本（册）值得一看或有参考价值的书集。于是，我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对他说：“这也叫书？简直就是一堆文化垃圾，你把门关上吧”。
原来这些书都是该单位原任领导、现任领导的“创业史”和“风采录”。当然，真要是为国创业、为民造福、功勋卓著；或为政清廉、作风正派。倒也应该青史留一笔、风采传后人。但很遗憾的是，那些书中和杂志里的人和事几乎全是：“注水的业绩”（甚至是孽迹）和“抹油的风采”。
而这样的书，除了书中主人公和作者本人津津乐道、沾沾自喜地在人前炫耀之外，拿到街市上去，贴钱送人恐怕都没人要。因为，它既不能当书看更不能当典用。
可是，这类书一般印数最起码都在1000—5000本（册）甚至更多。而一个大一点的局也就那么七、八、十来个下属单位，就算人手一本最多也只能摊销百十本。剩下的绝大部分就只好堆在仓库里，让鼠来拜读虫来欣赏。
库房里的这些书，就是从新华书拖回来的，因为曾经在新华书店书架上摆了整整三年，不但一本没卖出去还招来许多的非议，有读者拿在手上翻了翻，然后不屑地说：唉！这不是某某贪官吗？像这样的人竟然也有作者去为他（她）树碑立传？
据说如今像教育局、财政局、国土局、房管局、工商局、供电局、公安局、交警大队、银行、信用社等等这些经济效益比较好（或自己管着钱）的单位，每年都有人找上门去给他们单位或领导（杜）撰先进经验、（胡）搞典型材料、（瞎）编电视专题、（乱）写报告文学，反正是公家出钱个人扬名。
某县就有这么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领头的是一位人称：“圈子外是文帅，圈子里是文痞”的职业写手。前些年，也曾搞过一阵子纯文学创作，无奈学养贫乏技不如人。写出来的东西，除了他自己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佳作，要登在地市一级报刊都还得“意思意思”才能勉强愧占一角。就这么一个人，经过这些年的潜心揣摩、精心修炼、刻苦操作，如今已是身怀绝技，他创造和摸索出了一套《新式八股文写作方法》，常用骈体格式和写悼词的手法专门为某些单位与领导撰写典型材料、模范事迹，充当官场托儿，赚取丰厚报酬。而且常在人前炫耀：凡是经过我宣传、表扬（包装）过的人，如今基本上都得到了提拔，有的原来只是一般干部，有的当初还是个（科）局级；现在有的当了县长，有的当了县委书记，有的都到了副厅级、厅级。比如胡某某、陈某某、赵某某、段某某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由我一步步地把他们送（颂）上去的？
经他自己这么一炒作，还别说，如今请他（杜）撰“典型材料”、（胡）搞“报告文学”、（瞎）编“电视专题片”的人，排着队在门口候着呢。而且不仅为本县写，外县写，市里，省里都有人请他去写。这几年，他平均每年要写七、八、十来篇“典型材料”和“报告文学”。实在忙不过来，就把他那支所谓的“写作班子”也动员起来。当然，凭他现在的身份是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所以，他找了两座靠山：宣传部、组织部帮他出面把“写作班子”召集起来分派任务，规定时间；利用办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的机会发行、摊销那些炮制出来的“报告文学”和拍出来的“电视专题片”。至于杂志社、编辑部、出版社吗？如今是市场经济，只要你带着“黄金亮”与“孔方兄”保准一路绿灯笑脸相迎！更何况这些“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都是“弘扬主旋律、为县（市）增光辉”的“正（整）面宣传”。
据有人初步统计，某些单位一年用于撰写出版这些所谓的、先进经验、典型材料、电视专题、报告文学等费用少则五、六千元，多则三、四万元。某单位的一位同志说：我们半年都没有领到工资，钱都被领导用于出书了；而且不仅自己要出书，领导的领导出书也是从我们局里拿钱，上次县里主要领导还亲自出面要我们局里赞助，一开口就是6000元。
他还说，最可怕的还是写我们单位领导的文章“获奖”。因为一旦“获奖”，单位就得出钱到人民大会堂领（买）“奖”去。那开销可不小，金奖8000元，银奖5000元，铜奖也得交3000元，加上书中的主人公和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果还带上家属，七七八八加起来（吃喝拉撒住）最起码也要二、三万多元。这样一来，全局干职工的差旅费、防暑、烤火、和逢年过节的福利费统统地给挤占没了，只换来那一樽镀金的“奖杯”和一本“奖证证书”放在局座的办公桌上。
那些从印刷厂拉出来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强）发行下去，就再也没有人翻过的文字垃圾、印刷垃圾，收集起来虽然属于“可回收垃圾”，但毕竟跌差太大。当初出书花了将近二万多元，可是，那天办公室老吴拖了几架子车卖给再生公司，还不到二百块钱。
算经济账无疑是亏了血本，算政治账损失就更大。因为，书里的主人公大都是经过修残补缺抹脂膏，整容了脸形之后而成为“典型” 的。如果是写小说倒也应该虚构，可他们是以新闻形式写的人物通讯或报告文学——那么，以假新闻树立起来的假典型，会使真典型暗淡无光，以假新闻烘托出来的假政绩，会使真政绩无人相信，以假新闻编排出的假数据会使真数据缺乏参考价值，似《红楼梦》里的“白玉为堂金作马、假做真时真亦假”。一个假像环生的氛围，将使人们走入迷宫，误入歧途。
书外的这些作者，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就是一群自甘堕落的知识分子。像何玉兴先生发表在《中国书刊博览》报上《最绝望的堕落》一文中所说：“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在当今文坛，“逃避崇高”追求堕落似乎己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东海一枭先生有一首诗将这些堕落的知识分子刻画得淋漓尽致，诗曰：
一
附凤攀龙作附庸，文人缺钙古今同。
几根剩骨甘摇尾，满腹牢骚好哭穷。
弄笔有暇兼弄舌，帮闲上瘾更帮凶。
凭谁挥动如椽笔，别树新风立异宗。
二
文人本是可怜虫，当代文人特别熊。
擅在吹牛擅搞鬼，勇于拍马勇邀功。
不洋不土丧家犬，能黑能红变色龙。
我是精神真战士，倚天独立啸青锋。
所以，何玉兴先生认为：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绝望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正所谓：“问渠哪得浊如许？为有源头浑水来。”诚哉斯言，悲哉此境。
因为，那些受人钱财为人添彩的写手们在写这些渴望他写的主人公之前、之中、之后，其人其事、所作所为早已熟稔于心，不会不知道：越是渴望别人吹捧的人心里越是有鬼。真正清廉贤能的官，谁又在乎别人的捧呢？谁见过或听说过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英雄模范请人吹捧自己，甚至不惜用公款出书给自己涂脂抹粉精心包装？民间有句俗话：“既要当婊子又要树牌坊”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从捧人者的背后抓要捧的人，保证一抓一个准儿！
虽然如今屈指一数，这位在“圈子外是文帅，圈子里是文痞”的职业写手所树的典型、榜样和吹捧上去的官员：有的己经金粉驳落，原形毕露；有的昨日还是座上宾，今天成了阶下囚；还有的正在亨受着“双规”待遇。
但是，对于这些“败笔”，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很特殊也很前卫的理论。他说：其实，我对那些贪官污吏和培育贪官污吏的体制早就恨之入骨，巴不得他们一个个彻底完蛋。可是，在他们完蛋之前，你提醒他、批评他、甚至骂他们又有什么用？反倒会使他们提高警惕、谨言慎行、克己复礼，那样不是更延长了他们的政治生命和统治时间吗？你只有哄他、捧他，捧得他们飘飘然、忘乎所以、晕晕糊糊、神魂颠倒跟喝醉了酒似的，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只有这样，离他们裁跟头下坑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他常用这套“垃圾理论”来掩盖着他靠吸吮“垃圾营养”来繁衍生息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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