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童年革命”

作者: 薛涌

中国自古有“不打不成才”式的强制读书，有死记硬背的正统教育。过去以“读经”为基础的“童子功”，发展到如今“小升初”的疯狂竞争，乃至幼小的孩子居然被要求用英文来背诵奥巴马的讲演。

应该说，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也有诸多早期教育的疯狂。但是，双方在教育哲学上有着深刻的分歧。中国早期教育的主流，仍然坚持着“以成人为中心”的知识传授的原则。西方则更强调“以孩子为中心”的自发、自动型教育。这一分歧的根本，在于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童年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古代的斯巴达，所有新生儿都要被遗弃到野外，让弱者死去，活下来的则作为未来有竞争力的公民被捡回来，并且很快就离开父母进入集体的训练营地。这样的教育，是不折不扣地把孩子从一出生起就当作成人来看待，让他们服务于成人的目标。后来西方的精英教育，也经常是让孩子反复诵读拉丁文、希腊文的古代经典。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曾说：儿童无可救药地被感性所束缚。一个新生儿不过是一堆本能反应之集合，所能做的不过是吃和哭而已。成人的优越感，由此可窥一斑。

但是，“童年革命”摧毁了这一成人优越论，也把早期教育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化为“以孩子为中心”。

卢梭确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

“童年革命”乃是伴随着19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一场文化和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土壤，首先是母亲地位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发达地区的城市工商阶层日益富裕。其家庭主妇已经不必像传统农业社会的妇女那样从事繁重的生产和家务劳动。这不仅使她们能够更专心地养育儿女，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社交，由此塑造了母亲的崭新文化认同：母亲对婴幼儿的成长发育有着最强大的塑造力。一个心智健康的儿童，不仅反映了其家庭的良好品性，也是对这一家庭前途的最好保障。早期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欧美中产阶层中，精心养育孩子成为母亲的天然使命，并被卢梭(1712-1778)等哲学家所大力鼓吹，成为深入人心的主流意识。

卢梭的《爱弥尔》，无疑是“童年革命”的开山之作。他称这本书本是为善于思考的母亲写的，并哀叹“我们对儿童一点也不理解”，在教育儿童时只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根本不考虑孩子的特点。这样，他就把童年和成年明确地区分开来，并确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

所谓“童年本位”，是通过给孩子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调动其自身的潜力，把他们从课堂中解放出来，追寻着内心的渴求，大胆任意地探求世界。老师的使命不是传播知识，而是帮助孩子们发现这种内心的渴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求知欲”）。所以卢梭说：“我们的第一位哲学老师就是自己的手脚和眼睛。”童年是人类生命中神圣的时期。在此期间，孩子通过观察自然、运动肢体，获得对世界第一手的实证经验。这种实证的经验，恰恰是孩子心智生长的动力。书本则是邪恶的二手知识之集合，孩子在12岁前要从自然中学习，不应该读书。“凡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但到了人的手里，一切就都蜕化了。”可以说，现代西方“以孩子为中心”的基本教育观念，卢梭都论述到了。

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授课”

不过，卢梭只是个哲学家，并没有把自己的理念落实到操作层面。真正开始在教育实践中应用他的原则的，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他在瑞士的伊弗东 (Yverdon)创办实验学校，收纳包括孤儿和农民子弟在内的各类学生。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自然教育：培育孩子们内在的学习冲动。当时欧洲的教育方法和现在中国的主流方式并无太大区别，都是老师无休止的满堂灌式授课外加学生背诵课文所组成，不好好读书的学生甚至要面临体罚的威胁。裴斯泰洛齐则彻底废止了这些，代之以“实物授课”(Anschauung)。书本的重要性被降低了。算术课引进了石头、苹果等实物，用以发展孩子组合（加法和乘法）、分离（减法和除法）、对比（多和少）等概念。地理课以野外考察为主，孩子们要自己测量地形、收集矿石和植物，并在课堂上进行描述。大些的孩子（八到十岁）则用泥塑制作周围乡间的立体地模。当他发现孩子们普遍喜欢绘画而讨厌识字时，就和助手创造了综合绘画因素的特别识字法，即“实验字母”，通过把字母分解成几类基本线条，以图像化的方式帮助孩子识别（实际上中国的象形文字运用这个方法要有许多天然优势）。总之，裴斯泰洛齐反对从概念到概念，要求学生在理解术语以前必须知道这个术语所指涉的实际形态。

这种先实物、后词语和概念的教学原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更符合卢梭所谓以孩子自己探求世界的欲望为核心、把自己的手脚和眼睛当成第一位老师的精神。用裴斯泰洛齐的话来说，孩子们在亲身的经验中要“首先形成自己的心智，然后再去丰富它”。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德意志教育家福禄倍尔（Friedrich Froebel，1782—1852）将这些原则进一步发展，最终创立了幼儿园，改变了人类的教育体系。

福禄倍尔和幼儿园

在教育史上，幼儿园相对于大学来说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冷落。大学是在推进人类的知识边疆方面有立竿见影的功能。幼儿园和文化巨人的创造顶峰则相去甚远，人们很难追踪其间的关系。然而，正如建筑师 和 木 雕 家 Norman Brosterman在其研究福禄倍尔的著作中所指出的，现代建筑运动和现代艺术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格罗庇乌斯、柯布西耶、莱特、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布拉克等等，大都是第一代在幼儿园里长大的孩子。福禄倍尔的教育，塑造了我们现代世界的空间和视觉。甚至连普罗斯特、斯特拉文斯基、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卢瑟福等等的成长，都和福禄倍尔的幼儿园有关。

福禄倍尔出身于乡村牧师家庭，自幼丧母，对母爱极度渴求。其父曾试图以传统的方法教他阅读，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到了青少年期，他发现了自己在几何、制图等方面的才能。这些才能全依赖的是图像思维而不是语言。这样的早期经历，对他日后的教育哲学影响非常大。

1837年，福禄倍尔开始筹建自己的早期教育学校。两年后在当地的森林中跋涉时，他突然想出了这所学校的名字：“幼儿园”（kindergarten），直译是孩子们的花园。1840年，他正式建立了“全德意志幼儿园”，并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上市公司的形态。他还向全德的妇女发出号召，让女性承担起在民族教育上的使命感，突破了妇女不出头露面承担公共角色的社会成见，募集了大量女教师。到1847年，全德有7所幼儿园，次年又冒出44个。到1851年，他开办了第一所培养幼儿园教师的师范学院。

幼儿园是教育史上的一大创造。在此之前，7岁的孩子是不上学的，一上学就要学习读书写字。福禄倍尔则第一次把学龄前儿童组织成课堂。但他不是让孩子们读书写字，而是强调他们自发、自由活动的重要性，把游戏作为幼儿教育的核心。为此，他发明了“福禄倍尔礼物”，即12种手工材料，作为幼儿园的核心“教材”。

在“福禄倍尔礼物”中，占最重要地位的就是积木，其功能是让孩子们利用几何立方体来构造自己的世界。这一教育手段不仅和福禄倍尔早年对几何、实体的痴迷有关，更来源于他在大学中的学术经验。他本来是可以成为矿物学教授的。在晶体学的研究中，他深信世界就是由那些微小的几何形粒子的不同组合而构成的，就像我们知道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一样。让孩子如此开始自己的认知过程，不仅是自然的，也是科学的。“福禄倍尔礼物”鼓励孩子用周围的环境作为自然的教育工具，就像科学家们在没有X光技术发现原子之前用自然的晶体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一样，向孩子显示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帮助孩子建立与那些和他们一起玩的成人之间的纽带。不仅把裴斯泰洛齐实体教育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把其中的实物抽象化为代表几何元素的积木。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后来不管是在建筑、绘画、物理学，还是精神分析学中，恰恰是特别喜欢把世界还原成基本元素的一代。“福禄倍尔的礼物”由此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教育玩具系列之一。

1852年，福禄倍尔去世。但幼儿园的影响渐渐遍及全球，成为主流的学前教育机构。

蒙台梭利彻底颠覆了成人优越论

福禄倍尔逝世几十年后，意大利女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一下子主宰了儿童教育。如果说福禄倍尔是早期教育的教父的话，蒙台梭利就是教母。也许是因为女性对儿童独特的洞见，在“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上，蒙台梭利比卢梭、福禄倍尔恐怕走得更远。她是彻底颠覆“成人优越论”的人。

蒙台梭利指出，一个孩子在生命头三年的学习成就，要成人奋斗60年才能达到。孩子学习最有效率的时期，也恰恰是他们还不能和成人进行有效地语言交流、成人无法对之施加直接影响的时期。一言以蔽之，婴儿比成人聪明得多，他们能在短短几年无师自通地掌握语言等最复杂的交流工具。这是成人在有老师的情况下也望尘莫及的。成人在婴幼儿期不能指导孩子，实在是孩子之幸。这样他们就可以免于成人的污染，按照自己更聪明的方法来学习。因此，一个人教育的最关键时期是零到六岁，而不是大学。创造了一个人的，是零到一岁的孩子，而不是其父母。因此，父母不要试图当自己孩子的老师，而要当他们的伙伴，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自然生长的环境。

应该说，蒙台梭利为后来的“早期教育决定论”播下了种子。而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弗洛伊德动辄以童年经验来解释成人的种种心理问题，也间接地强化了人们对早期教育的信念。

“以孩子为中心”成为西方早教的主流

在大致差不多的时间（也就是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以哲学家杜威等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进一步转化了美国的教育。杜威强调，传统的死记硬背方法压抑了学生的智力发育。他要求学校从书本中心转化到创造中心，充分利用传统乡村生活的教育功能。学生要通过各种手工、对当地政治的参与以及实地考察来丰富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自此以后渐渐确立为主流。这也是战后西方的早期教育的哲学基础。如果我们相信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经验对成人有决定性影响之说，那么现代人之所以是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作为整体，其童年经历和前近代的儿童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遗憾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有过多次学习西方的浪潮，如今经济也正在迅速现代化。但是，虽然有梁启超的《新民说》，有鲁迅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以及“改造国民性”的高远理想，西方的“童年革命”却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生。最让人感慨的是，当我们读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倍尔、蒙台梭利这些早期的儿童教育家对旧欧洲教育的抨击时，每每感到他们所抨击的现象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仿佛中国当今的教育还像18世纪的欧洲！看看现在市面上的图书就知道，一半以上是教材和教辅材料。不仅是学校，整个社会都以教材为中心，在孩子的心灵中强制灌输成人的理念。用蒙台梭利的话来说，这样的教育所忽视的就是人和人的成长。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几乎完全错过了“童年革命”，从来没有通过改造童年来创造“新民”。一个没有“孩子们的自由共和国”（福禄倍尔语）的社会，还算是一个现代社会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自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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