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花革命”能带来阿拉伯的春天吗

即便顺利革命成功，花革命也并不一定是百利而无一弊。因为虽然花革命主旨是非暴力，但它是一个骤变，所以，最后还是要看这些地区的原来状况。

　　记得去年年中，《经济学人》就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题目是《阿拉伯国家的专制统治》。开篇就是“无论好坏，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即将发生变革”。作者把埃及和沙特推到变革前沿，只因这两国的统治者都年事已高，必然要面临自然死亡带来的交接班转折，而对一个内部张力很大的国家，任何转折对它们都是一个难关，历史不乏先例。文章不止于此，作者还历数阿拉伯联盟二十二个成员国，指出它们“没有一个是稳定而成熟的民主国家”，指出了这些国家政权的脆弱性，非常容易在一点风吹草动之下就顷刻崩溃。

　　记得作者的说法当时给我留下印象，他在民主国家前面加上了“稳定、成熟”的定语，提醒了大家：在讨论各国民主诉求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参照物常常是“稳定而成熟”的民主，而我们面前纷纷扬扬心怀民主渴望的国家，它们的状况却各不相同。然而，渴望依旧，不可阻挡。那二十二个阿拉伯联盟国家，早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列在那里，就等着那一个手指的推动了。

　　不到一年，果然。意外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健在，埃及已经变革，沙特阿拉伯正处在高度警戒状态。埃及本身并没有一个特殊触发点，只是被后面那块宿命的骨牌碰到，政权就被推翻了。触发点竟然是才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小突尼斯。

　　那篇文章发出预言才半年，突尼斯就率先动荡。说起来是个城管欺负小贩导致自焚的事件，背后却是经济达到巅峰后的突然陨落。国民根本承受不了云霄车效果，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五十二，不反又看不到其他出路。突尼斯街头突然爆发要求推翻政府的抗议，西方媒体立即敏感地提出，它可能对阿拉伯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但是，在纽约大学做研究的突尼斯学者Mustapha Tlili很不以为然，基于对自己国家的了解，他认为，突尼斯是个非常现代化的西化国家，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参与抗议的都是年轻人，好多女孩连头巾都不戴，结论是：这只是一场与宗教无关的世俗革命，它的状况很特殊，和阿拉伯不阿拉伯，伊斯兰不伊斯兰，没什么关系，即没有民族宗教问题的共鸣，也就不会影响其他阿拉伯联盟国家。他认为，突尼斯是个例外：只是早就准备好了民主，水到渠成而已。不到一个月，三十八年前推翻一个昏君而成为突尼斯民族英雄的总统本·阿里，落荒而逃，也因最终维持不了持续的经济强盛，以昏君形象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这位突尼斯学者对世俗革命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他对中东其他国家的预言，却显然错了，突尼斯的多米诺效应在中东地区迅速推开。突尼斯循其国花，叫做“茉莉花革命”。一处处花传他国，被称为“阿拉伯的春天”。那么，它必然而迅速传染的原因是什么？

　　突尼斯能够推动阿拉伯的春天，它引发的根本共鸣点，是这些国家的民众有了痛苦却缺乏改变痛苦状况的制度渠道。以前可能要憋很久很久，憋到实在活不下去，发动暴力革命。现在它们有了新的榜样，就是来自东欧的系列颜色革命或者说花革命。它们区别于暴力革命，源头都是1989年发生在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1968年华沙条约组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把支持改革的杜布切克撤了职，又持续了二十三年的集权统治后，从1989年11月17日始，每天超过十万民众上街游行，直至几十万民众涌入广场。仅一个星期，共产党第一书记雅什克就辞职。经民主选举和平政权更换，哈维尔当选为总统，杜布切克当选国会议长，完成了柔如天鹅绒的革命，为世界树立了一个特殊变局的标本。

　　在最近十年，东欧几个国家效仿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类似由大城市民众街头和平抗议主导的颜色革命或称花革命。除了此类政权下没有通过选举解决政权交替的渠道，花革命同样也发生在一些民主尚不成熟的国家：选举可能受到操纵、因舞弊而失去民众信任，便反过来求诸花革命。既然在东欧成功率极高，便蔓延到其他地区。最常见的都是大城市街头抗议，起因通常为单一具体事由，却迅速发展为要求现政府立即下台的大诉求。

　　当突尼斯，一个从十八世纪末就有一代代领导人向欧洲和启蒙运动寻找出路，又经历法国殖民、世俗化程度很高的独特阿拉伯国家，引花革命进入北非，同样花开顺利，自然形成示范作用，导致中东凡政府专权腐败、民生问题成堆的国家，群起效仿，引发阿拉伯国家的遍地开“花”。甚至为推进变革，效仿突尼斯小贩自焚的具体触发形式，自有人舍身成仁站出来，点燃自己为火种，以期燃为遍地野火：阿尔及利亚马上出现四人自焚，埃及和毛里塔尼亚也出现自焚。当时各媒体预测是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约旦可能首当其冲，现在看到的，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叙利亚等，相继爆发花革命。在花时代下，他们感觉有了外部支援，只需要一点点暗示就可以。阴差阳错的是，利比亚的卡扎菲不仅是个暴君，更是炸过民航客机、拥有国力威胁国际安全的重大隐患。在恐怖战争时代，北约不敢错过这个去除卡扎菲的机会，于是趁卡扎菲镇压和平示威之际，借人道救援理由出兵打击，其结果是使得上述规则还出现了一个国际支援力度的错觉，结果必然是进一步激励了花革命。

　　花革命已经在近年来形成固定模式。它看上去是一个个不同国家的孤立现象，其实都有当今国际间三条规则在支撑：一是政府必须保障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二是国际社会不容忍武力镇压和平抗议。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的1970号决议以后，更确认大规模武力镇压和平抗议为反人类罪行；三是大众要求专权政府让位于民主制度，后者被认为是更具合法性的政府来源。

　　这一模式自然令手无寸铁的平民，终于有了机会，去瞬间改变长期利用国家机器强行维护专权的统治。花革命的手段非常简单，它看上去只是和平抗议，而政府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和平抗议在“成熟民主社会”和“非民主或不成熟社会”，有很大差别。前者哪怕是大规模民众上街，通常还是局限于具体议题，早上出门时会知道晚上一定如期收兵：表达过，引起政府重视，目的就达到了；后者不论初始诉求如何具体，却很可能迅速聚集民众、引出要政府下台的大诉求。因为民主社会的民众不满，通常就是具体的不满，如果要换政府，可以通过选举完成。如最近9月3日的以色列民众抗议，四十五万人上街，对高价住房、经济困境表达了强烈不满，而游行还是会散去，反对党领袖Tzipi Livni最后还是说，“解决经济不满的最后通道还是投票箱”，虽然选举还远在两年后的2013年。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因为缺乏同样渠道，他们的不满往往就是牵一发就必动全身。更何况，专制国家通常可能在和平抗议的事后报复民间领袖，所以民间领导者也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推了，就一推到底。这个规律和国际背景两头一凑，花革命就很容易发生。

　　随着花革命蔓延，我们也看到，因众多因素的具体国情差别，后继者和源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花革命只是一个改变现状的手段，改变过程和革命成功后的后续状况，还是要由这个地区的原本基础决定。在源头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能做到在天鹅绒革命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焚烧一辆汽车、没有袭击一个政府机关，甚至没有打碎一块玻璃。天鹅绒革命之后，前当权者也并没有被追究。更令人惊讶的是，随着经济差距拉大、民族矛盾凸显，他们还有能力通过公民投票，再次完成平顺的“天鹅绒分离”，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为两个国家。而同样是从专制高压下脱身，南斯拉夫的宗教和种族纠纷就必定要打到全世界都看不下去，还断不肯罢手。因此，它并不说明，凡效仿者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在中东，即便是花革命最为顺利的突尼斯，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七十八人死亡，九十四人受伤，官方宣布的经济损失为二十亿美元。在叙利亚，9月9日人权组织宣布的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三千。

　　在中东我们看到，不仅是发起花革命的民间领导者怕清算，反过来，哪怕是中途放弃的当政者，也害怕在放弃权力以后遭到对其过去政治镇压和贪腐等问题的清算，怕自己和家人也许都会在放弃权力之后保不住。即便是非常顺利成功的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也以走私毒品等罪名，被缺席判处了五十年徒刑，只不过新政府试图把他从沙特引渡回来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穆巴拉克是在花革命中放弃坚持镇压、中途认输交出权力的统治者典型。现在，他和两个儿子都正在接受审判，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有学者闻讯著文对此欢欣鼓舞，认定这是对独裁者的警告和威慑，殊不知如此一来，只要简单逻辑推论，就会知道，它给了期待制度变革的国家怎样的暗示效应。当权者及其家属都卷入了个人的身家性命，对抗双方都怕被清算，就更可能转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且不论卡扎菲这个特殊情况，就眼前已经出现动荡的巴林、叙利亚和也门的领导人来说，都在拼死镇压。如此一来，以和平、非暴力为标志的花革命，很容易就在中东地区演化成了暴力冲突，甚至出现地方武装的武力对抗、游击战争，不同程度地离开花革命的初衷。就论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国际制裁来说，北约出于反恐需要，借“对镇压示威之反人类罪行零容忍”的宣示，以轰炸支持反对派清除卡扎菲的行动，事实上不可能全面复制。而传统的经济制裁，在国际社会有能力解决有组织走私之前，作用极有限。

　　即便顺利革命成功，它也并不一定是百利而无一弊。因为虽然花革命主旨是非暴力，但它是一个骤变，所以，最后还是要看这些地区的原来状况。例如一些国家并没有准备好适应骤变，这一模式就会大大压缩它们原本渐变、调整的空间。在突尼斯花革命成功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范例，其实之前也有，历史上的伊朗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伊朗革命就是通过和平的街头抗议迫使国王放弃权力流亡，国家发生骤变。可是它反而给宗教极端分子带来了机会，导致国家的全面倒退。在一些中东国家，宗教极端分子长期以来也是对政权的威胁，而长期以来政府暴政压制的反对派，也常常包含了极端的宗教政治组织。

　　另外，在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尚不成熟的地区，也可能出现最佳选择的国内、国际后果两分的情况，在中东地区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花革命对某国民众完全是正面的结果，是推翻专制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它的结局还是可能给国际局势带来负面效应，例如，埃及变革显然给中东局势带来新变数。

　　二次大战以后，如果说国际社会关心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国际安全与和平，没有比联合国安理会更为重要的组织了。而中东地区情况极为复杂，所以，当它花开遍地，国际社会一边观察，一边也必定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

　　1948年5月以色列按照联合国决议立国，当即遭到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等国军队的进攻，并且这些国家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连续几场战争之后，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在阿拉伯国家积累了民众的反以情绪和仇恨，始终难以平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就成了最大的危机根源。

　　埃及既和以色列相邻，又是中东冲突中首当其冲的大国，为开启中东和平，促使埃以两国签下1978年的《戴维营和约》以及其后1979年的《以埃和约》，美国不仅说服以色列向埃及归还了西奈半岛，还承诺每年向埃及提供十三亿美元（1979年协议又增加两亿美元）以上的各类援助，其后也一度承诺给约旦每年两亿美元的援助（各不同时期对各中东国家还有不同援助项目）。这些努力使得中东和平有了一个开端。西方国家虽然无力改变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情绪，却成功使得中东国家的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地，逐渐理解和接受了以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思维方式。然而，也因此在这些国家形成了政府和民众的巨大落差和冲突。

　　在《以埃和约》之前的三十年冲突中，中东国家的政府竭尽所能地煽动民众的仇以情绪和民族情绪，三十年发酵下来，当政府打算转弯，后面的民众已经转不过来。这些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在其领导人趋于接受和平共处思维的那一刻，即时转为政权和民众间的国内冲突。此后几十年来就是政府强压路线。也就是说，假如这些国家走民主路线，顺应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结果很可能是更不利于维护中东和平。

　　所以，金援买和平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上层路线，而上层路线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路线，可它的副作用显而易见。对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政府，金援只能导致政府更腐败而走向崩溃。所以，这是一个没有两全之策的怪圈。它实际上是一个拖延术，就是希望拖过最危险的阶段，使得民众慢慢能够消除仇恨，接受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观念。而事实上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政府对民间极端情绪的长期压制甚至以国家机器暴力相向，更强化了他们的愤怒和诉求。在减压的时候，立即爆发出来。

　　在埃及变革之后，以埃关系立即趋于紧张，状况不断，终于在9月9日，数千开罗民众袭击以色列大使馆。中国记者张洁平曾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来到埃及采访，现在看到这条新闻，她回忆起当时“在那里听到很多年轻人叫喊‘以色列猪’，并要求变更《以埃和约》”。她说：“在那个时候，就感到了会有这一天。”她注意到在FACEBOOK上有埃及人自己做的民意调查：“投票的问题是：你觉得埃及和以色列该打一仗吗？竟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选了‘当然’。” 9月10日，以色列派战斗机抵达开罗，接走了它的大使和外交官员。最后几名使馆保安是埃及军方实弹镇压暴民才救出来的。《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不由让人想起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以色列派机接走使馆人员的同样一幕。当然，埃及不是伊朗，大家也在寄希望于现在尚能控制局势的埃及军方，可军政府只是过渡，下一步必然要转为民选政府，民众对以色列的仇恨情绪还是会再度冒上来，自然也会影响未来埃及政府的对以政策以及它和伊朗等反以国家的关系。影响到什么程度、会不会酿成中东新冲突，只能静观发展了。

　　同时，花革命模式在不同国家的传播感染和扩大，必然形成越来越强的“花压力”，也必定会改变那些潜在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改变它们的行为模式。原来的一些中东国家，如同欧亚所有的古老传统国家一样，因为传统权力悠久稳固，就认为不会被撼动。而实际上外部环境在变化，在花革命时代新的国际环境下，原来维持内部稳定的强悍手段已经开始失效。例如，1982年，因国内逊尼派伊斯兰兄弟会起义，当今叙利亚总统的父亲老阿萨德总统就杀了约两万逊尼派穆斯林平民，详情并没有传遍世界。而现在完全不同，全世界几乎都天天在电视上数着小阿萨德总统治下的叙利亚在冲突中死亡人数的增加。阿拉伯联盟一向对外比较抱团，这次迫于压力，沙特阿拉伯表态对叙利亚镇压平民表示谴责；阿联酋和卡塔尔撤回他们的大使以示反对；阿拉伯联盟也罕见地表示谴责。也就是说，上面提到的三条原则已经扩展到中东地区，虽然表示接受这些原则的国家，本身还不是成熟的民主国家。

　　如此一来，专制政府应对和平抗议的选择，越来越有限。好像一旦发生和平抗议游行，就有下台之虞，假如选择镇压可能还是要下台。其结果，如沙特这样还没有发生花革命的中东国家，会尽量改善和改革，避免把非政治化的普通民众都逼上反路。同时也会选择把一切遏制在萌芽之中，避免大规模抗议发生。可是，这也可能意味着加剧对民间活动家紧逼盯人，以及滥用司法、严重侵权，等等。于是，花时代的一些民间政治活动者与政府之间，紧张程度可能会增加。

　　再回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我们看到，他们在自己的一方水土，千年来持续构筑文明的努力，没有一点一滴是白费的。它可能被一个强权扭转方向，但是只要时机来临，他们会回到原来的道路上，那么自然，就像从来不曾离开。所以，一个哪怕尚未有彻底改革机会的区域，每一个人构筑文明的努力也不会是白费的，这些努力甚至有着更为恒久的意义。

　　归根结底，不论是经济、失业率、腐败、公民权利、表达自由、司法公正，这些古已有之的问题，在花革命时代之下，有了新的改革压力。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人类进步的基本规律。你可以忽视一些价值的存在，但是，只要它并非虚幻，它自会慢慢显示自己的存在。

　　所以，有一些事情的变化是可以预料的，不可预料的只是它发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