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

小时候我的身体胖的可爱，但若和同龄人一起玩耍，多半会惨遭欺负。我祖母是个勤劳的农村女人，清清瘦瘦、身体稍许矮小，背却十分挺拔有力，腿脚也十分利索，走起路来稳实有力。天刚露点白光，祖母总会把房门锁了，一把锄头，一担水桶便往田埂那头走去，独留还在屋中深睡的我。胖嘟嘟的我，也是红薯与南瓜的造化，可自个个儿却并不高，所以四叔总笑我“明矮子”。这个绰号虽然没有传的人尽皆知，但族中长辈却喊得甚是顺溜，我也只能气鼓鼓地做出生气状，即使我知道这并不会奏效。有一天，我在家中二楼拿着杆称正称着今天的二两零食??红皮花生。四叔正有事来到二楼，见我正一脸肃穆的拿着秤杆，秤杆却像荡秋千似地起伏不定，四叔不禁笑道：“明矮子，又吃奶奶花生嘛？”我听了有点心虚，不知是为了那绰号，还是为了这二两红皮花生，或是为了那颤巍巍的秤杆。

   家中叔伯都十分溺爱我这个当年最小的侄子，我当时并未有太多的明悟和感动，或许是年龄小的不好之处罢，但是对于我曾经经历过和愉悦过的童年生活却又有意犹未尽之感。每年开春，祖母便同拿着“小狼牙锄头”的我去“开土。”（此开土并不是指开拓疆域，仅仅是把上年的土地重新开垦，施肥并种上蔬菜等。）我总是自个拿着小工具一通乱垦。八岁时，我便学会了种植如辣椒等容易生长的蔬菜，居然背着已出去干农活的祖母，在屋旁的一块黄泥地上种植了一片辣椒撒上些香瓜籽，还煞有介事的从煤炉旁装了桶煤灰，从鸡笼里铲了一铲鸡屎，一股脑的往那片土地上盖。我并不担心祖母回来对自己的责骂，以为木已成舟，这是我当时为自个不挨骂而找的借口。果不其然，祖母看了只是一笑，在香瓜成熟时，竟还为我驱逐者那些来偷瓜的“蟊贼，”（其实只是些同村的小孩，只是因为他们偷我的香瓜，才如此称呼他们。）并大声的向他们吆喝道：“不要拿我屋孙子的香瓜啊，他暑假回来留着给他的呦。”那时我已经离开祖母同父母去城镇生活了，但是祖母还是一直留着我种植的香瓜，等着我回去。

   我在这八年（一九九二??一九九九）之中，并未正经的读几天书。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也未变现出天赋，更未说从那时打好文学功底。我记忆犹新的倒是大约一九九六的几场病。秋天的时候特别冷，紧闭的门窗并不能摆脱外面呼啸的大风和趁虚而露的寒气。我的身体很弱，年龄也不允许我照顾自己，连半夜发高烧也不知道叫唤几句。庆幸的是半夜为我盖被的祖母发现及时，否则高烧四十度的我怕会成为一个脑袋烧坏的家伙了。由于是半夜，祖母来不及穿太多的衣服抵御外面的严寒，抱着我便往邻村唯一的卫生院赶。天黑，夜寒，还有一座隔断两村的高山，最令人胆寒的是，在快到卫生院时，竟还有一条黑狗挡住了我们祖孙的道路。我明显感受到祖母的颤动，但只是一会儿便镇定了，“走走走，这畜生！”祖母大声的驱逐黑狗，祖母看见黑狗悻悻的逃离又匆忙的赶路。

   在这八年的生活，除了成长外，终究给了我为人处世的磨练。在这一点上，我的启蒙老师便是我的祖母。

   每天早晨大约九点，我祖母便会干完农活回来把我喊醒，叫我穿衣起床。我从来算不准她出去几小时，因为我起床洗漱完毕后，竟连饭菜都已经做好。她虽然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甚至连心爱的字牌上“一、二、三、四……”的字，若离开字牌书写在纸张上，她也就不会认得。就是她这种大字不识的普通农妇，却总是流露出学习的渴望，还总向我讲些为人的礼仪，要我懂得认错，要我好好读书。有时候我的父亲见我连个“2”字写得像“z”字，且屡教不改，便对我巴掌伺候。这时候她总是心痛的护着我，说：“你总是打孩子做什么，这么聪敏的孩子，打蠢了怎么办？他还小，要耐心教。”她说着，看看我脸上的巴掌印，心疼的便掉下了眼泪，她为我整理杂乱的衣襟，牵着我去折些笔直的树枝，把树枝折成根根等长的木棍，教我慢慢的细数。??????? 我祖母管束我并不太严，这或许源于她的不识字。除了农活，祖母最大的乐趣便是我写完作业后，拿着我的作业本喜滋滋的品评道：“这字写得真好看，个个都一个大小呢！”祖母的对自己的夸奖，或是在村里人前自傲的炫耀我的功绩，让我虚荣心得到了小小的满足。那时我并不知羞，但现在想起真不禁脸红：我做错了事，我的作业只是胡乱的画画而已，权作糊弄这个不识字的祖母罢啦。等到第二天，她依旧是早早的去田里干农活，我则背着书包向离村四公里左右的小学“读书。”其实读书也仅仅是形式罢了，自己的主要活动场所却是距学校一里开外的小山堆和电钻井。每天不是在井旁摇水就是在山上爬山挖土??活像个穿山甲。我不敢让祖母知道，都是等着同村的孩子下学后一同回家，竟瞒了祖母许久，想起又是一阵愧疚。

   有一个夏天的早晨，我照常我的“读书”路，邻村身穿短裤的二流子冯启叫住了我。这时离家已太远，我也知道冯启偷盗的名声，想走，却又被他死死地拽着。他叫我和他去镇上，我当然不肯去，他说：“去吧，没去偷东西，又都关系恰。”（恰便是吃。）我有些心动的回答：“恰什么，我不会去偷东西的？”我说完，便被冯启一句应承的话中拉着向城镇方向走去。到了晚上我都没有回家，此时我睡的地方是在“滇里”（滇里在我们家乡指城市和农村交汇之处。）的一个稻田里堆着的草垛子中。晚上时，风从缝隙中钻进草垛，即使是夏天也让人发凉。冯启从镇上的集贸市场偷了把“帮手钳，”却没有履行他对我的承诺??吃的以及送我回家。我躺在草堆上，偷偷擦着眼泪，心中又悔又急，看看已经黑了的天还有路边几许微弱的灯光，特别的想念祖母，想回家。即使深夜两点，我还是无法入眠，悄悄的从草垛中爬出来，横下心来，飞快的往家的方向跑。天黑得让人心发颤，加之四周的死寂与一路的坟堆以及呼啸的竹林，更增恐怖的氛围。不知道怎么回到家的，只记得站在屋外时激动和幸福的心情。屋内的煤油灯未灭，祖母怕是还在等着我回家。我轻声的唤了声“奶奶，”便听见屋内掀被子的声音和祖母惊喜地喊着“我满崽回来啦啊！回来了就好！”这是我第一次擅自离家，相信也是最后一次罢。

   祖父死时，祖母似乎未到六十岁，身体体弱多病。祖母共有十一个子女，但由于疾病和天灾，便有三个夭折了，余下的四二四女也是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我不能用笔墨道出十之一二的艰辛。家中拮据的经济在大伯大学毕业后有了稍许改善。二伯也依靠大伯的关系进入了被当时人称为“吃国家粮”的“日本站。”（日本站是谐音，指屠宰场。）我的父亲因为玩心犹在，未考上大学，祖母便让父亲去学当时颇为热门的木匠活，听父亲说，他还摆过水果摊，卖过猪肉，生活还算稳定。而四叔年龄最小，又由于种种原因，便留在了农村，娶妻生子，砌了新房，生活亦是滋润。我听叔伯辈的人说，当时他们每月都会定时的交些钱给祖母一定数目的生活费，但是祖母总会将这笔钱拿捏得很紧，酸水榨菜和红薯、南瓜等是常端上饭桌的。当然，年关若乡镇的妇女主任等临门时，祖母总是会热情招待，这便让叔伯们戏称祖母走“官路子。”祖母只是笑着，从来不骂他们一句，只是继续料理着年夜饭，随后在“堂屋”的两排摆着两排椅子，中间横着个大桌子，上面陈列着插在啤酒瓶口的蜡烛。贴对联，挂庚香，敬祖先，谢灶神，压岁钱等事，祖母做的麻利顺手。因为是新年，叔伯们及我们这些小辈都是一脸喜色，即使小辈犯了不大的错误或讲了些让人忌讳的话语，大人们也只是提点，从不会骂人，听说这是上千年的风俗了。过年时，村民会手握着杯里冒着热气的茶水到各家各户去互道新年祝福，这样的年即使在冬天也过得舒心温暖，可惜以我仅仅过了六七次罢了，这还包括我毫不懂事的蒙昧年龄。

   我祖母的脾气不大，但是听叔伯说祖母年轻时脾气大，性子急，似乎因为脾气问题还和伯娘和母亲吵过架呢。那时候生活本就不富裕，祖母常会为一些大豆高粱之事发生争执。现在祖母似乎脾气有了很大的改变，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待人仁慈而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这大概是由于人老了，或是子女生活越来越富足的缘故。姑姑有个儿子比我大几岁，小时候也和他发生了争执，总是我吃亏，但祖母则不管是非的责备姑姑的儿子，要他事事让着我。后来四叔生了女儿，一年后又生了个儿子，祖母格外地高兴，便帮助叔叔婶婶带着俩孩子，祖母度对我的爱便轻了些。伯娘和母亲她们都是孝顺祖母的，逢年过节奶奶都会来城里住上几天，伯伯伯娘也会大包小包的让奶奶带回家，母亲给祖母买的几件穿起来清凉舒服的裤子也常被提起。祖母有时若想儿子儿媳或是孙子了，便会担着蔬菜和大豆等送给住在城镇的三个儿子。有时候大伯看这祖母因为砍柴或是挑水而摔伤的腿脚很是心疼，看着已近九十的白发苍苍的祖母，说：“妈，你都一把年纪了，还种什么菜啊，给您的钱也要知道买点东西吃啊！”祖母听了，笑着说：“我还没老，种点菜好，没打农药，健康！”大伯听了很是无奈，只有一个劲的给祖母夹菜，希望她多视点。任谁都知道，祖母是怕用钱，她太节省了。

   我在祖母身边生活了八年，，她对我的影响大而深。我没到十岁便离开她到城镇生活了，如今我以近二十，祖母也年近九十了，经历了很多，但惟有童年与祖母的生活最令人难以忘怀。我依然还铭记许诺祖母我长大后卖给她的“十八条草鱼，”记得她对那个孙子的好??感谢我的敬爱的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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