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池小屋

我小时候，家乡的农田里种一种作物叫“蓝”。到夏季，乡亲们把长得有一米高满是大叶子的蓝割倒拉回来，码放在池子里，加满水，沤着。等沤到臭气熏天的时候，把沤烂了的蓝秸子捞出来，晒干，当柴烧。那沤蓝的水，黑乎乎的，绿莹莹的，又脏又臭，像现今的河水。把这脏水舀到一个个大瓮里，加点石灰面，用棍子搅，搅到一定程度，就别搅了，让它自己坐清。坐清好了，把浮上的清水倒掉，瓮底下就剩下稠稠的蓝泥，把这泥晒干了，就是可用来染布的颜料——蓝靛了。



说起这种颜料，就会想起儿时的情景。小时候穿的衣裳、盖的被子，上面那好看的蓝地白花，就是用蓝靛染成的。现在这种靛蓝花布已很少见了，偶尔从影视上看见刘巧儿、阿庆嫂戴的蓝兜兜，还有种旧物重睹的亲切感。现在，蓝靛主要用来染牛仔布和南方少数民族做蜡染用了，而且，天然蓝靛早已被人工合成物代替，农民再没有种蓝的了，沤蓝的池子也已不见，只有那种特大号的陶瓮——靛瓮，还留下一些，农家用来盛粮食，不招老鼠。






几十年了，我对乡亲们种蓝取靛印象还这样清晰，缘于那沤蓝的池子联系着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人。



从我记事起，我家东边不远处一个废旧的蓝池里，就住着一个盲人。他一生下来就眼球秕秕的，胎里带的。我叫他大爷爷，是我祖父辈的人，不过服气已经很远了。他的名字很好听，叫宝成。



宝成爷爷住的小屋，是可着一个蓝池往上盖的。那蓝池，东西长约三米多，南北宽两米多，屋墙是顺着池壁垒上去的。从外面看，南北墙很矮，南墙上有个很小的小窗；东西两屋山也就有两米高。远看，像一个草苫的屋顶放在平地上，使人联想起一幅油画上一位名人在西伯利亚住过的小屋。敞开东屋山上的单扇木门进去，“呼通”下去大半米，里面还是蛮高的。——这就是宝成瞎爷爷生活起居的空间，就是他的家。当然，小屋的东面南面，还有个刀把形的篱笆小院，堆放些柴草杂物，屋南面小院最里头是小茅房。惹眼的是三五棵当篱笆桩的木槿树，一年有大半年开着红艳艳的木槿花。






我小时候，我们村还有围子墙，据说是当年防“长毛”修筑的。筑墙取土，墙外成了壕沟，沟里有水，岸上长满柳树和刺槐。可能老祖宗以为“长毛”会从南边来，围子东西各有两座高大的城门，南面却只有一个小小的门，村里人叫它“南门子”。南门子外，当时只有两户人家，一家是我家，另一家就是宝成爷爷家。另外还有几处场院屋，存些杈耙扫帚，是不住人的。



我家靠围子墙的西南角，屋后紧临围子壕，大门朝东，一出大门就能看见宝成爷爷的蓝池小屋，也就一箭之地。一条通向南门子的路，在他小屋西北两面拐了个弯，路把小屋环抱着，小屋像坐在一把椅子上。小屋后面与路之间，有一棵国槐树，茂密的枝叶像是给小屋撑起的一把伞。



因为不在村里面住，我很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小孩子耐不了寂寞，于是就常去宝成爷爷家玩。记得第一次到他家玩的时候，到了那东山墙上的小门外，叫一声“大爷爷”，他就应一声“哎！小明子来啦？”就开门两手掬着我的腰，把我提下（不光是提进，而且是提下）他的小屋里。小屋里采光不良，很黑。这么黑怎么住？噢！宝成爷爷是不怕黑的啊。我刚下去什么也看不见，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见靠西墙是一盘小炕，上边叠着靛蓝印花被褥，炕下是土坯砌的小锅灶、土台子，小水缸靠着台子，台子上摆着油瓶盐罐，菜刀饭勺什么的挂在北墙上……总的印象是：虽然简单，但很完备；虽然陈旧，但还整洁，一切都是按一个单身盲者的生活需要安排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视觉就能生活的一个人的世界。



以后我去多了，曾碰上他正在做饭，只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水瓢，瓢一伸就从小水缸里舀上水来，水一倒就倒进锅里，火柴一划就能点着柴草，柴草一送就送进灶膛里……一切都像明眼人一样。他自己能蒸馒头窝窝头、擀面条、炒菜、馇黏粥，甚至还能包包子，就是没见他包回饺子。每次我家包了饺子，娘就叫我：



“明子，给你大爷爷送一碗去！”



我就端着饺子，在小门外叫一声：



“大爷爷，我娘叫我送碗饺子给你。”



他就开开小门（平常门总是关着的，这是盲者特有的安全需要），也不怎么说客气话，把他的碗递给我，我把冒着热气的饺子倒到他碗里，递到他手里。我不下他屋里了，上下的太费事，我还等着回家吃饺子呢。



有时娘叫我去大爷爷那儿：



“去！把你大爷爷好洗的衣裳拿来，对，被褥也该拆洗了，也拿来，今日日头好，我给他拆洗拆洗。”



我就去抱回来，娘到屋后围子壕沟里洗了，晒干叠好，又叫我抱着送给他。他没有近便人，只有个兄弟，年纪也不小了，也没有家口，住在村里，照顾不上他。






我去他小屋，对挂在他南墙上的用蓝布袋装着的那把三弦特别感兴趣，不过他不拿下来给我看，怕我小孩子手里没数，给他弄坏了。要知道，那可是他吃饭的家什。一次，我给他送拆洗的被子，他先把被子接下去，又把我掬进了小屋里，叫我坐在炕沿上，问我：



“想看看弦子吗？”



“想，早想了！”



他就从墙上摘下三弦，脱掉蓝布袋，递给我，说：“好生点！”



我很小心地接过来，说：“没事！”



看那三弦，还真不错！一个方不方圆不圆像娘盛针线的小笸箩似的东西，两面蒙着长虫皮（其实是蟒皮），从小笸箩的一面伸出一根木头杆来。那杆，浮面平，底面圆，十分光滑，像出油似的。浮面上张着三根丝弦，要不怎么叫“三弦”呢！那杆顶有个小木锨头似的东西，插着三个小棒槌。我兴味盎然地仔细观察着这三弦的每一个部件，别提有多高兴了。



“噔噔噔！”我轻轻地用指甲盖划了一下那三根弦，发出很好听的声音来。



“你想听吗？”



“想！”



他把三弦接过去，左手拿块小骨头片拨弦，右手把三个小棒槌拧了又拧，然后把小笸箩放在腿弯上，叮叮咚咚地弹起来，于是，小屋里便溢满了美妙的声音。弹着弹着，嘴里渐渐伴着琴声唱起来。唱的什么，我听不懂，光觉着好听。



我听着听着，发现声音有些变化，就把目光从他捋弦拨弦的手移到他脸上，这才发现，从他那眼窝里溢出了大滴的泪珠，已经流到满是细碎皱纹的两颊上了。



“大爷爷，你别弹了！”



我不知他为什么流泪，可我知道淌眼泪就是心里难过。我不愿意他难过。



“你家去吧，看你娘找你！”他这才停下，放下三弦，用两手捋了一把脸，对我说。



他把我掬出小门，把小门关上。我站在小屋门外，听见小门里透出一阵压抑的啜泣声。我不知是走开好，还是再进屋陪着他好。






（ 二 ）



只要不是下大雨刮大风，天气太坏，早晨就会看到宝成爷爷爬出他的小屋，返身把门扇锁好，就背着他的“钱插子”，手执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点地，踽踽出行。他手里的竹竿就是他的“眼睛”，给他带来因缺少视觉丢掉的许多信息，部分地缩短了与明眼人的差距，所以我们家乡管这竹竿叫“明杖”。“钱插子”有的地方也叫“钱褡子”，其实就是叫“褡裢”那东西，像是相连的两条帆布口袋，搭在一个肩膀上，胸前背后各有一个袋口朝上，本来是买卖人装钱用的，所以才叫这名。宝成爷爷的钱插子，后边装着三弦，长长的琴杆斜露在肩膀上面，像吕洞宾身背宝剑似的。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他的“铛铛”，那东西可以单手提着敲击，像一扇铜铙钹样。到了村子里，就取出来，右手执竿，左手敲起铛铛来。“当当”的清脆悦耳的声音于是飘满街巷，人们就知道他这算卦先生来了。



宝成爷爷出去算卦，身穿蓝色棉布长衫，头戴蓝色瓜皮帽，高挑身材，加上这身打扮，在街上一走，还是蛮有风度的。老太太小媳妇请盲先生算卦，往往也是以貌取人，宝成形象不恶人，再加上他算卦灵，他的生意相当可以。我儿时，正是日本时期，兵荒马乱的，人们觉得过了今日不知道明日如何，很需要求人卜算命运，所以别看当了亡国奴，宝成爷倒还勉强能够糊口。



他给人家算卦我见过，人家把他请到家里，他先弹着弦子唱一段开场白，然后问明给谁算，算什么，再问明被算人的生辰八字，于是就弹着三弦把这个人的吉凶祸福唱出来。一般是这人在哪一年多少岁上曾出过事，家里人一回忆，是啊，那一年他腿上长了个疖子，或者得过一次重感冒，齐说先生算得准。接下去宝成又唱，到多少多少岁还有一场劫难，不过能逢凶化吉，过了那个坎，以后就一路坦途了。算卦的一家人有惊无险，皆大欢喜。于是出手大方地打发了卦钱，有人抓着他的竹竿送他到街上，他就又手敲铛铛，明杖探路，缓缓前行，另寻机会去了。






对宝成爷算卦灵不灵，村里人有不同说法。有的说很灵；有的说不灵，说他是善于捕捉求卜人提供的信息，随机应变得出结果罢了。



说灵的，有证据。一天清晨，我爹早起，发现大门洞开。不好，进来人了！到驴棚里一看，驴没了。村里人赶来帮着找，上哪找！有人提议请宝成给算算，我爹一向不信瞎汉算卦，但没法了，只好求宝成。宝成爷爷问了问情况，就掐了一会儿指头，说：



“今日是丙丑日，凶神在南；驴丢了是在子时，主西，往西南方向找去吧！”



人们按他说的方向马上行动，赶到了西南乡昌乐地的鄌郚，那天正是鄌郚大集，到骡马市上一打听，一个驴经纪说：“你们来晚了一步，我刚给人家卖了一头驴，毛色、高矮、齿口和你们说的一样，价钱很便宜。”



驴虽没找回，可总算找着了，大家都佩服宝成算得准。



过后人们议论，其实那是宝成根据当时情况推导出的。我家住在村西南围子墙外，偷驴人不会牵着驴向东向北经过村里和村边，那会被村里人碰见。再说向东向北，是本县地界，村里人到那里赶集的多，会被碰见；而向西向南是外县，村里人觉得到那里“背脚”，一般不去那里赶集，宝成却经常到那些地方游乡算卦，他又知道西南30里的鄌郚那天是大集，所以给指了那个方向。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分析，只不过他蒙上了一层迷信色彩罢了。迷信也罢，科学也好，总之人们不得不承认他算得准、灵。村里人谁家丢了鸡啦，谁家婆媳吵翻媳妇出走到哪里去找啦，甚至谁家儿子在外面当兵多日没来信会不会出事啦，都求他给算算，他算的八九不离十，准。宝成实际上是充当了一个村人生活顾问的角色，村里人因此对他很好，尽力从他是个盲人这角度给他以帮助，他也把给村人解难释疑作为乐事。






说他算得不灵的人，往往拿出这样两件事做证据：



一次，他游乡算卦遇到一庵，尼姑们把他请进去，他在卦词中有这样的唱句：



“您大福大贵太太命，”



他被引进庵时，觉得脚下台阶高筑，就断这定是大户人家，于是就这样唱。



“先生，俺是出家人啊！” 尼姑愠怒地急急说。



宝成一惊，急中生智地接着唱：



“您八字不济当了僧。”



另一件事是：一次，他来到一片山区，路临悬崖，一脚踩空，坠了下去，好容易抓住一棵斜长在崖壁上的小树，再也不敢稍动。就那样悬在那里，荒野无人，呼叫无应，一个时辰过去了，实在抓不住了，听天由命吧，手一松，脚立即着地。原来脚离地只有一拃，二十来公分了。脚踏实地后，不无自我调侃地自言自语说：



“我算着不深，就是不深！”



这两件事我儿时信，以后持怀疑态度了。前者本来是编排盲人的笑话，有人不怀好意地拿来安在宝成爷爷头上了；后者有一定可能，没有视力的人常年走南闯北，诸如堕崖之险，一生中是很难免的，离地一拃还以为很深，也可以理解，至于“算着不深”云云，那纯粹是对他的揶揄了。



“宝成，算算深不深？”自从这事传为笑谈后，宝成爷的同辈人常拿来和他开玩笑。



“算你家里我嫂子的吗？”宝成并不生气，只如此回敬。






宝成爷对乡亲们并无恶意地拿他盲目为料开的玩笑，一向是不当真不生气的。人们按时和他开点饶有趣味的玩笑，甚至成了他孤寂生活中的一种开心的调料。“宝成讲故事——瞎说”、“宝成翻跟头——瞎折腾”这类拿他眼瞎说事的歇后语，即便当他面说，他也不恼。只有一个歇后语，触着他的伤心事，没人敢当他面说——



“宝成掉了井里——好菸（淹）。”



有一年深秋，庄稼都收获了的时候，保公所有封十万火急的信，必须连夜送到离村十几里路的柳沟去。那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保长叫谁去谁都不去。忽然一人想出一法：叫宝成去，他反正白天夜里一个样，天再黑对他也无所谓。当时宝成年轻体壮，走这点路不在乎,再说是村里求他，也不好推托，他就去了。谁想把信送下往回走时，突然狂风大作，把他刮得晕头转向，趔趄难行，就这样，他迷了路。要知道，盲人一旦迷了路，那可就真是迷途难返了。他像走进了祝家庄的“盘陀道”，转了半天，也找不到正路，终于转进一片农田里去了。他在那地里，东一头西一头地瞎走，越走越糊涂，越糊涂越急，急得满头大汗。他呼喊起来，他的喊声像一滴水溶进大海里，溶进了狂风的呼啸中；狂风大作的漆黑深夜，也不会有人来这旷野里听他呼喊。他被风刮得趔趔趄趄，团团打转，手中的明杖完全失掉了探路的功能。在那片农田里从上半夜转到下半夜，终于，“呼通”一声，掉进了一眼井里。



他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幸亏这是一口废弃的井，水不是很深，他喝了几口水后，站了起来，上身露出水面，用手摸了一圈井壁，噢！这是掉进井里了！于是，他大呼救命，回答他的只有井口上呼呼的风声。



天明了，风小了，路上有了行人，他的呼救声越来越小，离路不是太远的井里发出的微弱声音无人注意。井里的人没有了生的希望，他停止了呼救，倚着湿漉漉的井壁，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



第二天下午，井外已是风和日丽，井里也恢复了往常的寂静，又饿又累的他站着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坐在井底，但他没有“坐井观天”的条件和兴致，倚靠在井壁上，只有肩膀以上露在水面上，昏昏沉沉，似乎已经睡去。井中之蛙在无端地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似的骚乱之后，也惊魂已定，在宝成爷爷的耳畔选好了歌唱的位置，“咯啦啦，咯啦啦”地叫起来。宝成被这震耳欲聋的巨响惊醒，他一动，青蛙擦着他的脸颊仓皇逃走，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了。就这样完了吗？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看不见世间万物，却能感知人间温情，他留恋人生，舍不得他的蓝池小屋！一种求生的强烈欲望促使他重新分析眼前形势，生的希望破灭是因为自己已无力呼救——正在这时，他一伸脚触到了井底一件硬硬的东西。



盲先生凡外出，有用无用，都要背上钱插子，身上没有这些行头，觉得连路也不会走了，何况还有不时之需。和宝成爷爷一同落井的铜铛铛被他的脚触到了，他潜身捞出来，举过头顶，拼命地敲起来。



两个拾柴火的半大孩子听到了一阵“当当”的声音，不知声音来自哪里，十分诧异。循声找去，原来是从一眼井里冒上来的。他们趴在井口探身向下一望，井里有人！吓得差点掉了魂，飞跑回村，把这天大的怪事告诉了大人……






我的家乡从德国鬼子占山东时就成了产菸（烟）区，家家都种菸。宝成爷被救回来后，嘴贫心眼灵的人就编了个歇后语，抓住“菸”、“淹”的同音关系，看到谁家的菸长得旺或炉得成色好，就说：“宝成掉了井里——好菸（淹）！”



这歇后语我们村的人说了好多年，连外村人也说，直到宝成又一次落到井里，才不说了。






宝成爷落井的事一经传开，人们唏嘘不已，对盲人处处有难处更加同情，可一些人对他的算卦产生了信任危机。他不是会算吗，怎不算算哪里有路，哪里有井？



话虽这么说，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无论是被人请到家里弹着三弦算大卦，还是临时性的掐指一算，都不是凭着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胡言乱语，都还是有根有据的。一是根据他的分析判断，二是根据他掌握的一套术算理论和知识。说起来，他这算卦先生可说是“科班出身”。十来岁时，他家日子过得还可以，父母为了叫他一辈子有口饭吃，把他送到南乡一个很有名的盲先生那里，一学学了四五年。他和他的几个师兄弟师姊妹在老师的悉心传授下，系统地学习了“奇门遁甲”、“六壬”、“文王课”等，对阴阳五行、干支八字、六爻八卦、六十四课等等一一稔熟于心，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再加上“毕业”后多年的实践，终于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盲先生。






（ 三 ）






宝成爷当年学徒时，除了学会了算卦，还凭着他的聪慧好学，学会了另一样吃饭的本事，那就是说书。



旧时代，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听说书就成了填充精神饥渴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城市里有专门说书的场所，一般叫什么“书场”或什么“茶社”。记得我儿时坊子就有个“同乐茶社”，门口斜立着牌子，上写着书名和说书人的名字，像戏报子一样。农村没有这样的专门场所，你要听书得到大集上去。离我们村五里路的张友家村，逢五排十大集。村南边是一片场院，场院边是一片杏树，逢集，场院里，杏树下，说书人用三条竹竿把小鼓一架，咚咚咚敲一会儿，身边就聚满人，于是就说唱起来。还见过一个人，来到场院，竖起一个碌碡坐在上面就说起《岳飞传》来，仰放在地上的帽子里也能落进不少钱。职业说书人除了在书场、市集那些说书的以外，再就是算卦兼说书的盲先生了，宝成爷就是一个。



“说书”是俗称，光说不唱的叫“评话”或“评书”，有说有唱的叫“词话”，宝成爷学的是词话。



我小时候听过他说书，那是在我姥姥家。我姥姥，我的几个舅特别爱听书，姥姥那盘满洲大炕上经常坐满人，听一个人念书或说书。一天，二舅对我说：“听说你村那个瞎汉先生书说得挺好，你回去时请他来说几天。”我高兴得不得了。



把宝成爷爷请来了，那天炕上炕下一屋人。喝过茶水，舅舅问他能说哪几部书，他说想听什么就说什么，有《彭公案》、《杨家将》、《呼家大上坟》，大家说都听过了；有《凤求鸾》、《西厢记》、《陶公子攀亲记》，大家也说不新鲜，最后由姥姥定下说《再生缘》。宝成爷喝了口水，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儿，就弹着弦子唱起来。孟丽君和皇甫少华那曲折离奇的故事被宝成爷说得哀婉动人，听的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完全沉浸在那凄美的故事中了。



我坐在马扎子上，两手托着腮，光顾了看他怎样拿块小骨头片拨那三根弦，怎样一只手一上一下地捋那琴杆，看他脸上那丰富的表情和一翕一合的嘴巴了，对他说的情节没怎么在意听，有些事我也听不懂。不过，我长大了后读《再生缘》，觉得情节是熟悉的，就不知道宝成爷当年唱的是不是清朝才女陈端生写的原词了。



那次请宝成爷到姥姥家说书我印象极深，以后读《红楼梦》读到第五十四回请“女先儿”到贾府说书的情节，觉得似曾亲历，那女先儿的形象老与宝成爷的身影重叠，贾母也幻化成了我姥姥。



宝成爷在姥姥家住了四五天，天天好饭伺候着，直到把《再生缘》一部大书说完才离开。走时，他的“钱插子”恢复了原本装钱的功能。当时，只有日子过得差不多的人家才这样请先生到家里住着说书，我姥姥家虽远比不上贾府，可也是日子正到了过好了的时候，没过多少年碰上土改，划成了地主。






（ 四 ）






宝成爷爷从他的蓝池小屋走出去，或在附近村庄转悠一天，到傍晚就“鸟倦飞而知还”地回到他的小屋；或背着个小行李卷到远处算卦说书，每每经旬经月不回。一次，他好些日子没回来了，我像少了点什么一样，心里没抓没捞的。我一天不知多少次跑到小屋那儿看，小门总令我失望地挂着锁。



一天傍晚，我又去看，见还没有回来，向通向小屋的路望望，也不见个人影，我正怅然若失地想回去，忽然听到头顶槐树上有喳喳的叫声。抬头一看，见一只老斑鸠嘴里含着东西，落到它的窝边，头往窝里一伸，喳喳声停了。噢！这是老斑鸠来给它的孩子喂食啊。再一看，那老斑鸠拍拍翅膀飞走了，又去给它的孩子捉虫子去了。啊，小斑鸠抱出来了，长什么样？我来到树下，脱了鞋，抱住树干，“噌噌”几蹿，就到了斑鸠窝那儿。只见窝里那两只还没睁眼的小斑鸠伸长脖子，张着那镶着黄边的大嘴，朝我一齐大叫起来。它们显然还没吃饱，听见动静，以为是爸爸或妈妈又来喂它们了，于是就鸟头蹿动地张大了接食的嘴巴。






我正在欣赏这两只憨态可掬的“鸟婴儿”，突然听到“嗒嗒”的竹竿点地的声音，从树枝空隙里向东边路上一看，宝成爷爷回来了。好你个坏老头！你这么些日子不回来，害得我一趟趟到你小屋那里看你的小门！我故意不理他，猫在树上不动弹。



“你这个小明子！你当我不知道你在树上？”



上天让盲人没了视力大概觉得抱歉，总是在听觉上给以补偿。当他来到小屋旁的时候，已经听到树上的细微动静，他知道，除了我，不会是别人。



“别闹了！我早知道是你在树上了。哎，明子，小斑鸠抱出来了吗？”



“刚抱出来，还没睁眼呢！”我忍不住了，回答了他的询问。






斑鸠这种鸟我多少年没再见过了，儿时，我们那地方很多。这鸟像鸽子，比鸽子小点，身上有蓝色羽毛，和宝成爷身上的长衫颜色差不多。怕会上树的猫吃了它们的孩子，特为把它们的窝往高处细枝上做。窝浅浅的，像我家盛咸菜的那个半大碟子。一窝里住一公一母，母的趴在窝里孵它们的蛋，公的出去打食它们俩吃。小斑鸠抱出来了，就都飞出去捉虫子喂它们的小宝宝。



蓝池小屋后槐树上那两只小斑鸠，从它们还是蛋的时候，我和宝成爷爷就熟悉它们了。我小时候，最大的能耐就是爬树。我家院里院外有很多树，只有大门外那棵大槐树我没爬上去过，大槐树得三四人才能搂得过来，爬这样的树就像爬一堵墙，我不会。蓝池小屋后这棵槐树，树干不粗不细，正适合我爬。高，没有关系，再高的树也没问题，连树稍我也能爬上去。这斑鸠巢筑在朝东南的一条鸡蛋粗的细枝上，槐树木质硬，那么粗的枝就能擎上我，但我不爬这条枝，怕把斑鸠巢晃下来，就是窝掉不下来，要是里边有蛋有小斑鸠，窝那么浅，还不得晃出来？我爬窝旁边的枝。



头一两次爬上去，见窝里只有铺得软软的干草。隔了几天又上去，见窝里趴着个老斑鸠。还没等我到近前，那老斑鸠吃惊地飞出窝，在天上打了个踅又飞回来，落在远处的枝上愤怒地看着我。我见窝里软草上呈品字形摆着三枚蛋。比麻雀蛋大，比鸡蛋小，褐黄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可爱极了。我把那三只还热乎乎的蛋装在衣兜里，小心翼翼地回到地面上，手捧着给宝成爷爷看。他接过去，摸了摸，还给我，说：



“你快放回去吧！你知道老斑鸠回窝一看没蛋了，会多难过！”



我接过来，想了想，是啊，这蛋是它们用来变孩子的，没了蛋不就没了孩子了？要是我没了，我爹娘会多难过！于是，我把蛋又放在兜里，小心别挤破了，爬上树去。伸手到兜里掏那蛋，怎么觉得湿湿的，坏了，有一个到底被挤破了。我把那两个没破的放回了窝里。在树稍上的老斑鸠朝我看了一眼，咕咕叫了两声，我领会那意思是向我道谢。还道谢呢！你们回窝一数那蛋，一、二……少了一个，不恨我才怪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耳边老响着宝成爷爷那句话，看见两只老斑鸠在一遍又一遍地数它们的蛋……






那些天，我又爬上去过两次，见还是蛋，我可再不敢动了，我只是上来看看抱没抱出小斑鸠，一点恶意也没有。第三次，就是这次，见蛋变成了两只红红的肉乎乎的小家伙，张着大嘴，喳喳地朝我叫，那个傻样！我回到地上，细细地向宝成爷爷说了那俩小斑鸠的样儿，他听了很高兴，嘱咐我以后少上去看，怕引上猫去，也怕老看它们的孩子，老斑鸠烦气。



宝成爷爷把这窝斑鸠看成是他养在树上的，是他靠得最近的伙伴，每当听到斑鸠在树上咕咕地叫，他就认为是在和他说话，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孤独。






（ 五 ）






斑鸠是宝成爷爷的伴儿，可这伴儿说的话他听不懂，他说的话斑鸠也听不懂，而且这伴儿也不能到他小屋里和他一起生活，有树上的伴，只能是聊胜于无罢了。他盼望着有个比斑鸠更好的伴，一个真正的伴侣。



好像上天又来补偿让宝成爷成为瞽者寻不到伴侣的罪愆，第二年春天，宝成爷终于心想事成地有了一个住进蓝池小屋里的真正的伴儿。






一天，我正在村里大街上与几个小伙伴弹玻璃球，忽然见三个盲先生从东门那儿走来。前边一个用明杖探路，三人以杖相牵，鱼贯而行。我们停止了玩耍，站在街边看这支小小的盲人队伍。



“快看，女的！”



一个小伙伴发出一声惊叫。“瞎汉”，是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瞎女”就很少见，背着三弦出来算卦的女盲先生是头一次见，所以我们觉得惊奇。他们到了跟前，一看那女先生，给人的印象还真不错：四十多岁年纪，和宝成爷相仿，不同的是，那两只大眼睛不是黑古隆洞的，而是和明眼人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有点发呆，冷眼一看，看不出是盲人。原来，盲人并不都像宝成爷那样没了眼珠，要不，陶红演“明姑娘”，归亚蕾演汉朝那个瞎老婆子窦太后，就没法演了。



他们打听宝成先生住在哪里，我就自报奋勇领他们来到蓝池小屋。几个盲人见了面，虽然“见面”得打引号，但他们比明眼人见面要高兴得多，亲热得多。原来，他们是同一个师傅的徒弟，曾在一起学艺，是很亲密的同学关系。他们先后出徒后，每年都要在师傅那儿聚会，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接受师傅再教育，比当今时兴的由同学中的大款或握有吃喝签字权的官员把大家召集在饭店大吃二喝把当年的一两个老师叫来当当摆设那样的师生聚会要有意义得多了。前几年他们的师傅过世了，在发送师傅的那次聚会上，约定以后轮流到同学那儿聚会，除不能聆听师傅的指点以外，其它活动内容不变。今年轮到到宝成爷爷这儿了，于是他们就按约定的日期来了。






我父亲给他们找了南门子外的两间场院屋做住处，我娘帮着做饭。他们吃了饭，就在蓝池小屋内或篱笆小院里，围坐在一起，每人挽一把三弦，时而说，时而弹，时而唱；或合奏，或独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起来。有时交流算卦时碰到的特殊情况和应对办法，更多的是温习说书的唱词。要知道，他们不同于一般说书人有底本为据，他们全靠耳听心记学来，时间一久，难免有遗忘处。他们的聚会就是互相拾缺补漏的唯一机会。除了“温故”，他们还“知新”，谁编了什么新段子，会了什么新曲子，利用这机会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



自他们来了之后，我差不多是全程陪着他们，我从家里拿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听懂的听不懂的，我都听得入了迷。我不白听，燎水倒茶，是我的事，我这个小听众还兼做了小服务员。那几天，我的小伙伴来找我去弹蛋打尜，我一概婉言谢绝。






他们来的第四五天上，宝成爷乘客人还没来小屋的时候，把我叫了去，说：“把被褥抱回家，叫你娘给拆洗拆洗。”



我抱回家，娘说：“才拆洗了不多日子，怎么又要拆洗？以前要给他拆洗都不让。”



说归说，娘还是拆洗好了，叠整齐，叫我送回去。



在第六七天上，客人走了。又是鱼贯而行，不过“鱼”少了一条，只那俩男的走了，女的留了下来，而且住进了蓝池小屋。



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宝成有家口了！






他们盲先生对别人家的婚事，又是要八字相合，又是要属相不剋，结婚日子又要是黄道吉日，讲究可多了，按他们的掐算，不能有半点差池，而对自己的婚事竟如此敷衍，马虎从事，一切低调处理，不事声张，连对我家这近邻都密不透风。也许怕给大家凑麻烦，也许怕透出风去大家少不了要去张张罗罗，那他们这次聚会的任务就没法完成了，这两种可能大概兼而有之。



宝成拿着自己的婚事不当回事，街坊们却很重视，这是多么难得的大喜啊！村里人纷纷来到蓝池小屋贺喜，来的人都不空手，吃的用的堆了一炕头。不知谁想得周到，替他买来了喜糖喜烟花生瓜子之类办喜事必备的东西，新妇落落大方地请大家吃，还把自己是怎么来的说给大家听。原来，她在与宝成一起学徒时两人就很合得来，她父母嫌宝成是北乡人离得太远，就把她嫁给了当地一个病病秧秧说不上老婆的大龄男人。婚后也没得到什么幸福，去年男人死了，经师兄弟们说合，趁这次在宝成这里聚会，就来跟了宝成。



当天，小屋里那盘炕上就换上了新褥子新被，靛蓝花布表，白布里，棉花暄暄的，是我娘锁在柜子里多年的那一套。



“怪不得要拆洗被褥？这瞎汉！”娘一边开柜子一边说。






我管宝成爷爷的新媳妇叫“大妈妈”。我们家乡不叫“奶奶”叫“妈妈”，这“妈”字发普通话的上声，跟“妈、麻、马、骂”中的“马”声调相同。我这大妈妈细高个儿，长圆脸，皮细细的，白白的，眼如果不仔细端相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身有种干净利落劲儿。



“宝成，你媳妇长得那么俊，你知道不？”



“宝成哥，咱俩换换吧！你反正丑俊一样。”



宝成爷爷的同辈人跟他开的这些玩笑甚至是一些更荤的玩笑，他一概以笑报之。



我这大妈妈不光人长得好,也特别端庄，又特别和气，见了谁，都是笑脸相迎，笑语琅琅，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亲切。对我这小孩子，不光是亲切，而且是慈祥。



“小明子，过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呱哒呱哒”跑到她跟前，她蹲下身一把把我揽进怀里，把手里攥着的一块糖、一个杏或是一个泥哨“水咕嘟”按在我手里，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忙把脸偎在她的脸上，算是对她的回报。






从这以后，每天早晨，宝成爷爷和大妈妈爬出蓝池小屋，返身把小门锁好，各人背着自己的三弦和铛铛，就一前一后，以杖相牵，或东或西，顺路出行。开始，他俩结伴到周围村庄算卦说书，过了些日子，就分头行动了。至晚，一前一后，回到蓝池小屋。晚间，蓝池小屋内，或篱笆小院里，除了他俩，还来不少耍的，大家说说笑笑，弦歌琅琅，小屋小院，每每使人流连忘返。



这一年，作篱笆桩的那三五棵木槿，花开得特别多，特别艳，老远看，像片片红云飘到了小屋上。我常见宝成爷和大妈妈双双站在花前，以手抚花，像是在欣赏那花的艳色。



自打来了大妈妈，宝成爷爷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总是笑嘻嘻的，动作也麻利了许多，走路也快了，蓝池小屋周围的路，走起来根本不用明杖，把那竹竿夹在胳肢窝里，走得溜溜地快。我曾问他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绿色，打小没见过颜色的他，根本没有颜色的概念，连黑色也看不见。而现在，在他的视野里，到处是明媚的阳光，到处是姹紫嫣红。



看不见世界的这对盲者，以蓝池小屋为中心，自己营造了一个世界，一个温馨、多彩的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高高兴兴地生活着。到了第二年开春，原本觉得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中又平添了一抹浓重的色彩——大妈妈的腰身明显有了变化。她外出算卦说书，搭在胸前的那半钱插子向上翘起来，而且一天比一天翘得高了。她偷偷地托我娘做几身小衣裳，把一些旧衣服请我娘洗净，扯成一块块布片。村里人议论着：



“快有小宝成了！”



“小宝成该不再用明杖了吧？”






（ 六 ）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一出小南门，就听到有哭声。我顺围子壕边向西的路一望，见蓝池小屋那儿有好些人。我急忙跑过去，一看，只见大妈妈躺在小屋门前的一领席上，脸上盖着一张黄纸，纸上洇出了红红的血迹。宝成爷趴在大妈妈身边，两手扬起来，拍下，扬起来，拍下，拍在大妈妈的身上和席子上，嘴咧得大大的，大声地哭着说着。女人们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要来小屋钥匙，开开小门，到小屋里找出一套新一点的衣裳，给大妈妈擦干净血迹，换衣裳。男人们背转身，走开，走到小屋南边，商量着什么。人们一边忙活着，一边频频地抬起袖子抹着眼泪，和着宝成爷的大哭声，是一片抽泣声，我带着童音的号啕声汇进这片哭声中。






后边陆续赶来的人，看到已换好衣裳仰卧在席子上脸上盖一张烧纸的大妈妈，吃惊地问着：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就……






听人回答，我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半头午的时候，有个西南乡人匆匆赶来说，他们那里崖头下躺着个女人，认出是我们村的女先生，已经断了气，于是就来报信。宝成不知到哪里算卦去了，人们没等他，就急急地套了辆马车去把大妈妈拉回来了。没钥匙，进不了小屋，就买来一领席，把大妈妈停在了小屋门前的小院里。同时还买来了一个瓦盆、一些烧纸之类殡葬用品，手巧的人还当场做了些五谷囤、小笊篱等等随葬物。到四围村庄找宝成的人把他找回来时，摆在死者脚下的瓦盆里已经烧上了纸，一张矮桌上已经烧上了香，摆上了三碟供品，点上了长明灯，等等。



我们那地方当年死了人，富人家用很厚的柏木棺材，穷人家用薄薄的柳木或桐木棺，叫“薄皮子”，再穷的人家连薄皮子也没有，用席一卷，草绳两头一扎，抬到坟地里挖个土坑埋掉了事。大妈妈才来我们村不到三年，就这样，连同她怀中与宝成爷爷共同的希望，躺在席子里，埋在了东墓田里。她悄悄地走了，正如她悄悄地来。葬事简得几乎没有当时我们家乡丧葬的一切讲究，只宝成爷爷的一个服气最近其实也不近的侄子，穿上白大褂子聊充孝子，摔了瓦盆，送到了坟上。






大妈妈走了，蓝池小屋刚有不久的那点活生生的气息，顿时消失了，一连两天，紧关着的小门缝里传出哀恸的哭泣声。小屋草顶斜坡上那个小烟囱两天不见冒烟了，来小屋想分担宝成痛苦的人，谁都叫不开门，连我小明子一声声叫“大爷爷”，也不答应。



就在这期间，人们互相询问着大妈妈是怎么死的，只知道是从崖头上掉到深沟里跌死的，是怎么掉下去的就都不知道了，连来送信的人、去拉尸体见到的当地人，都说不明白。那地方属外县，与我们那里少有来往，不通婚嫁，所以也无信息传来。



到第三天中午，小屋上的烟囱还没见冒烟，我娘就做了一碗面条，还加了两个合包蛋，叫我端给宝成爷爷。我端着热气腾腾的面来到小屋门前，一手端碗，一手使劲拍那门板。



“大爷爷，我娘叫我给你端碗面条来，你快开门吃了吧！”



“明子，把面端回去吧！回家和你爹娘说说，以后就不用为我再操心了！”



“大爷爷，你这是……”



“明子，你说说，我给人家算了一辈子命，怎么就没算着我自己的命会是这样！你大妈妈什么地方没去过？什么路没走过？怎么就……呜呜……是我的命啊！该当啊！我的命不叫我活了！……呜呜——”



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痛，我再叫他，就不答应了，只有哭声。



我站在小门外，不走，我知道他是想饿死他自己算了。我不愿意他死，我现在上学了，虽然到他小屋不那么勤了，但我也不能没有这个瞎爷爷。我一声声叫着“大爷爷”，并向他声明：你不开门我就不走！但仍然是只有哭声。那面条儿，渐渐不冒热气了。






突然，我停止了叫声，我发现有两个人来到了跟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年送大妈妈来的那两个瞎汉。我觉着这是来了救星，忙向他们说了情况。



“宝成师兄，你这是干什么？快开门，给你说说嫂子的事。”



小门这才吱哑一声开了，两位盲人下到小屋里，我也端着面跟了进去。我现在可以上下自如，不用人掬着腰上下了。



宝成爷一见了自己亲密的人，就又哭起来，“我命该如此，你说说，我这命……呜呜呜……”



“哪里是你的命？嫂子是叫日本鬼子杀害的！”



这两人是南乡人，离大妈妈出事的地方不远。听说那里跌死了个女瞎汉，他们心里犯疑，就赶快去打听，果然是自己的师妹罹难。出事时有个在高粱地里打高粱叶的人成了事件的目击者，那人胆小怕事，当时吓得没敢说，随后才把真相传开了。这俩瞎汉弄明白了师妹的死因，于是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宝成师兄这儿。






我那可爱的大妈妈原来是死于鬼子之手。



那天，大妈妈到我们村西南方向十几里路的营丘一带算卦说书。营丘，是个古城邑，姜太公子牙辅佐周武王取得天下后，被封于齐，就住在营丘。这地方虽早已没了昔日的风采，但仍然是一个大集镇。小时候，我跟我爷爷到那里赶过集，见村外有高高的土崖，据说那是两千多年前城防设施的遗迹。这天，大妈妈在村里算了几卦，见再没有请她的了，就出了村，沿着土崖上的一条路，到别村去。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小队日本兵，牵着大洋狗，渐渐逼近了大妈妈。她听见有人来了，就放慢了脚步，可还是竹竿点地继续前行。老辈子的规矩，盲人是不为人让路的。而横行在被征占土地上的鬼子兵，更没有为人让路的意识。越走越近了，到了跟前，那猪头小队长一类的日兵头目，见这盲女还不算难看，顿起邪念，在这漫坡无人的地方，更没有任何顾忌，想和他的部下拿这个中国盲妇找点乐子。于是他一挥手，队形大乱，他们一起把大妈妈围住，淫笑着，动手动脚起来。大妈妈知道是碰上鬼子了。她哪管是不是鬼子，不吃这一套，抡起竹竿就横扫起来。“啪！”猪头小队长腰上狠狠挨了一下。



“八格亚路！死了死了的有！”



小队长手一动，那狗接到了指令，呜呜叫着就扑上去，狠狠地撕住了盲妇的腿。大妈妈一边用竹竿打，一边往后退，退到了悬崖边……






“我日你小日本八辈祖宗！我跟你们拼了！”



宝成爷的两个师弟讲完了大妈妈死的经过，宝成爷炸响了一声怒吼，把屋笆上的陈土都震得簌簌落下。我分明觉得，中国大地上的这间小屋里的一个瞎老头，跟日本结下了血海深仇！



宝成爷忽地站起来，绰起竹竿，说：



“走！咱到营丘找鬼子算账去！拼死一个，不，拼死两个够本，拼死仨赚一个！”



宝成爷显然已把不幸的原因由自己的“命”转到了日本鬼子身上，屈从于“命”绝食死也是死，找日本鬼子拼了也是死，何如报仇而死？



“唱词里说，‘血海深仇终须报’，可不是你这报法。你到营丘就是能找到鬼子，鬼子怕你这瞎汉？仇报不了，不连你也得搭上？咱得想别的报仇法子。”



两个师弟这样劝他，他才慢慢冷静下来，并且吃了我端去的那碗面条儿。



一连三四天，蓝池小屋里这仨胸中烧着仇火的瞎汉在鼓捣着复仇的法子，我天天去给他们送饭，对他们商议的办法听了个大概，但我谁也不说，他们不让我说。






三四天后，三个盲先生出了蓝池小屋，返身把小门锁好，就各以竹竿探路，你东我西，又去算命说书去了。算命有了新内容：金命水命，日本鬼子在这里就没有好命。说书有了新段子：新编词话《血染悬崖》，说书的声泪俱下，听的人无不掩泣。随着他们充满感情的说唱，一个女瞎先生愤击日本小队长，坠崖而死的真实故事，传遍了城南大地……






（ 七 ）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一天，我放了学正走到小屋后的斑鸠槐树下，两个操外地口音的人问我宝成先生哪儿去了，我的回答和古代那个童子的回答“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差不多。



事后，听说那两个外地人是城南抗日支队的人。那天，没找到宝成爷，走了，刚走不多时，宝成爷就回来了。



是躺着回来的！



几个人用一副临时绑就的担架把浑身湿漉漉的宝成爷爷抬了回来，人们说是从一眼井里捞上来的。



一口不算薄的棺材停在蓝池小屋门外的篱笆小院里，宝成爷换上了一件半新的靛蓝布袍子，很安详地躺在棺材里，脸上似乎有一丝了断了一桩心事后的欣慰笑意。他的身上，覆盖着紫红的木槿花瓣。



宝成爷没儿没女，送殡的人，除本家几个穿孝服的晚辈，还有黑压压一片人，半个村的人都来了，还有不少外村的人，根本分不出哪是送殡的，哪是看出殡的，人们都在哭，从蓝池小屋到坟地，哭声一路不绝。坟是用新砖垒的，把大妈妈的土坑也垒上了砖，成了一座还算不错的合葬墓。



我眼睛红红的，从坟地回到蓝池小屋那儿，见篱笆上那几棵木槿树花枝低垂，黯然失色。听小屋后槐树上斑鸠在咕咕咕地很凄凉地叫着，听起来像哭，我也就又哭起来。






宝成爷爷是怎能么死的，我小孩子家，没有跟我说的，我是从大人们忙活丧事时的说话中听“下语”才弄明白的。



这天，宝成爷爷来到了东乡离坊子不远的一个村庄，被一家人家请进了门。家里只有婆媳两人，婆婆的儿子、媳妇的丈夫在坊子当着一个汉奸队伍的小头目，婆媳俩整天心里像揣着鬼似的。特别是近来坊子周围鬼子汉奸连连被消灭的消息传到她俩耳朵里，两人更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惶惶不可终日。在那个年代，人们心里有事，通常都要请瞎汉算算，这婆媳俩听到街上有铛铛声，就把宝成爷请了进去。坐下不一会儿，在问答间，极敏感的宝成爷就已判定她们算卦的因由，知道这是为她们在外当汉奸的亲人卜算吉凶。宝成爷问明了生辰八字，很认真负责地掐指推算了半晌，然后显出吃惊之色，说出“不出仨月必有血光之灾”这样的结论来。婆媳俩听到这里，像听到了噩耗一般，媳妇急得哭起来，婆婆也连声哭叹：



“这孽畜！这孽畜！”



“娘，快叫他回来吧！咱不当那……”



就在这时，门一响，她们家的男人突然回来了，是回来拿存在家里的什么东西的。一进门，婆媳俩就扑上去抓住他，哭着说：



“你可回来了！咱不干了，不当那汉奸了！……”



男人一惊，往常回来常听到娘和媳妇苦苦规劝，可哪见过又哭又吵又拉又扯的这阵势！及至看到屋里还坐着个手挽三弦的瞎汉，他明白了。正好，这些日子皇军催着抓一个宣传抗日的瞎子催得紧，这不就是！于是，他叫等在门外的两个汉奸小兵进来，不由分说，抓住宝成爷就往外走，婆媳俩哭喊着追出了门外……






宝成爷被拉到了驻坊子日军一个什么头目那儿，汉奸大声喝斥：



“你这瞎汉，还不向皇军下跪！”



“皇军？这不就是多日找找不到的鬼子吗？”抱定与鬼子拼却一死的宝成爷把手狠狠一抡，下意识地抡竿就打，可竹竿不在他手里。



“你的，瞎子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的！”



啊？鬼子就在跟前！宝成爷照准发出嚎叫的方位拼尽全身力气，像头发怒的狮子一样，一头撞去。日本军官冷不防有这一下，被狠狠地撞在了心窝上，向后趔趄了两步，“砰”的一声，后脑勺碰了在墙上。宝成爷就势一个鱼跃扑上去，想掐住那军官的脖子，把他掐死，可急切间掐在了脸上，一手抓住一个腮帮子，往死里掐，指甲都陷进了肉里，鲜血直往外冒，疼得那日酋嗷嗷直叫。宝成爷被抓住胳膊拉起来，他一甩肩膀，岿然挺直身子，听着那军官“哎哟哎哟”地喊疼，宝成发出了聊以复仇的胜利者的笑声。



那军官自从来到中国，哪吃过这亏？爬起来，擦着脸上的血，气急败坏地哇哇大叫：



“八格！死了死了的有！”



汉奸和鬼子兵端起刺刀就要捅宝成爷，那日酋忙摆手说；



“不要在这里的！”



近来，日军连连被歼，炮楼频频被端，周围几座县城相继被抗日军民攻下，龟缩在坊子、潍县的日军已是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动辄就遭奇兵偷袭。在这形势下，在司令部里公然杀人，会带来严重后果，那日本军官很明白这一点。



到天黑，宝成爷爷被偷偷地投在了坊子西边农田里的一口井里。






村里人为宝成爷出殡后，我们家乡的一个歇后语“宝成掉了井里——好菸（淹）”就退出了语言领域，从此，人们再不忍心说这令人伤心又对宝成不敬的话。






蓝池小屋的木门长锁不开。几年后，我到外地上学，回家时，再去看小屋，小屋已经没有了，那木槿树连同那篱笆也没有了，那槐树只剩下个树墩，斑鸠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只有那个三合土蓝池了。池里杂乱地堆着一些被烟熏黑的墙土，土上长着茂盛的青草，两棵牵牛花纠缠着一棵高高的曼陀罗奋勇向上，紫红紫红的喇叭朝向天空，像在宣号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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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一个  

喝彩，真是一篇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