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大时代边上的幻想家”（新周刊）

注：本文原发表于《新周刊》第346期（2011年5月1日出版），为本期专题“大时代的边上”组稿文章，原标题为《刘慈欣：只有在科幻里，我才是个理想主义者》，作者：丁晓洁，转载请注明原作者及出处。


当大多数人在城市里为自己的生活琐事奋斗的时候，他也在为生计奔忙。但他心里相当大一部分，却在考虑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宇宙终极想象





刘慈欣说自己的长相是“扔在人堆里找不着”那类型，这话不是谦虚。尽管已经事先做过功课，从广州专程飞了两个半小时去北京找他，还是一不留神就在走廊上与他擦肩而过——他的样子和每一个中年工科男并无二异，丝毫不会让人联想到这正是当下最红的“中国第一科幻作家”。


这是北京二环内一家藏在居民区里的大众连锁酒店，借着单位出差的机会，刘慈欣在这里见过好几拨记者。“说起来，咱们隔壁这是哪儿？”刘慈欣放下刚从服务台拿来的两个茶杯，一边从行李箱里掏出装着茶叶的牛皮纸信封一边发问，短暂的停顿之后他说出了答案：“中煤集团，以前叫煤炭设计院，今天一抬头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是我父亲复员后工作的地方。后来他被下放到山西阳泉，那时我才两三岁——再过三四年，就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提起父亲，刘慈欣既无惊喜也无怀念，平静得像在说一个物理学法则：“我来北京出差总是住在这里，这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我要去的中国电力专家咨询集团就在对街。”


《三体》系列走红之后，刘慈欣拒绝了记者们前往山西娘子关采访的请求：“在单位上影响不好，拍照就更不妥了。”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电工程系毕业后，刘慈欣在这里生活了长达20年，身份是发电厂一个普通的计算机工程师——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形象，甚至十分担心周围的人会察觉到他想象中的那个奇妙世界。


走在人群边上的理想主义


一个活得很清醒的人，刘慈欣如此总结自己。在“现实”与“科幻”之间，他警觉地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分隔线，两者从未在他的世界里混为一体过。


“我们的社会不喜欢科幻迷这样的人，如果你喜欢科幻，就显得你这个人很幼稚。特别像我所在的这种工业部门，领导可以容忍你在工作中出错，但幼稚却是不可容忍的。如果你都40多岁了还喜欢科幻，而且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其中，就会给人很不好的印象，他们会觉得你和别人格格不入，你不是一个正常人。”和中国大多数科幻作家一样，刘慈欣并没有把全部生活沉浸在文学中，只是在业余时间从事科幻写作，这种状态一直很“半地下”，他甚至有一种抗拒把科幻小说中的处事原则用在生活中的心态，这是一种生存需要：“不是不务正业，相反我的正业务得很好，领导也很满意。”写《三体》之前，刘慈欣就是山西省同领域的技术权威性人物，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山西电力系统专家团成员。


现实中，这个刘慈欣有着最主流最大众化的生活状态：中央企业的员工，有一份稳定而不菲的收入，和同年龄的男人一样每天考虑着“工作、养家、生活”之类的琐事。如果不是因为《三体3：死神永生》的名声大噪，他的同事里甚至没人知道他还会写小说，“周围没人会把我和宇宙终极想象联系起来，你打死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包括和刘慈欣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当他晚上坐在电脑前打字的时候，谁也想象不到那里正诞生着一个庞大的星际世界。刘慈欣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的存在，唯一特殊之处是人际交往比较少：“我们那个厂子就那么几个人，大家每天的业余活动就是下了班打打扑克、麻将，你想和别人交往就必须去参与，我一年要写一本36万字的书，实在是没有时间。”有科幻迷曾说：“看完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会感叹他是正常人类吗？或是他本来就是外来文明遗落在这里的存在。”这种评价是现实中的刘慈欣从未听到过的，他甚至没有听说过一句“你这个人挺特别的”。


在生活中2/3的时间里，刘慈欣都做着和周围的人完全一样的事情，剩下的部分才属于他那个名为“科幻”的爱好。科幻是边缘的，写科幻的刘慈欣也很边缘，这种边缘无关职业特征，也无关市场需求，而是一种思想状态：“我们目前毕竟是一个务实的社会，大家都很现实，但喜欢科幻和写科幻的人，一般来说都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一种与现实疏离的状态，一种向往空灵的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边缘化的，当大多数人在城市里为自己的生活琐事奋斗的时候，我们也在为生计奔忙，但我们心灵里肯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考虑着另一些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


“只有在科幻里，我才是个理想主义者。”刘慈欣曾经强调科幻的写作方法应该是个铜钱的形状——外圆内方，这同样适用于他的理想主义观：“真正的理想主义是不回避现实的。一切都为了他的理想，如果他的理想需要，他会去做那些重大的牺牲，也会去和现实妥协，理想需要他坚强他就坚强，理想需要他圆滑他就得去圆滑，这才是理想主义者。那种完全撇开现实只顾理想的人，那不是理想主义者，那是傻帽。”


大多数时候，刘慈欣很擅长处理“两个刘慈欣”之间的关系，但在极少数时候，他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我一直在想，假如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正常，为人处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扔在人堆里你完全认不出他来，但当他走到另外一个领域，却能够产生出别人无法产生的怪异想象……然后再猛一回到现实，又一点都表现不出来。虽然这其中有很强的目的性，是怕影响自己的工作，但一个人能把两个不同的精神领域分得这么开，到底是不是正常？会不会太正常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


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他很清醒他永远不能纵身投入到科幻世界里去：“我当然也想专业写作，每天生活无忧无虑，要是我一本书能挣个上千万，那我就不会工作了，但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走在城市边上的科幻迷


刘慈欣总是在他的科幻小说末尾，认真地署上：某年某月某日，于娘子关。


娘子关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因此开始成为中国科幻史上一个重要的地标。


去年5月，韩松曾经在博客里写过一篇《路过科幻圣地娘子关》，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此一带，天空灰翳，阳光难以透入，多黄土丘陵，诸多山崖似寸草不生，难以稼穑，树上连鸟巢亦无，建筑多土砖屋及窑洞，多煤厂及火力发电厂，黑烟滚滚，空气中饱含煤渣味，沿途皆是运货大车，不乏运煤的，运易燃爆化工品的，如史前巨兽纷纷奔过——谁能把这样一个地方与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科幻小说联系在一起？韩松感慨道：“过娘子关的一刹那，我终于明白了，幻想发生于贫瘠、创痛和追赶。”


刘慈欣不是一个特例，除了生活在北京的韩松，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几个科幻作家都生活在小地方：王晋康在南阳，何宏伟在自贡，钱莉芳在无锡。“我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一个偶然。这种现象美国一个科幻研究者也曾说过，他说科幻是少数人的大众文学，喜欢科幻的人往往都居于乡村偏野之地，反而是大都市里的人并不在乎这些东西。”刘慈欣说。


为什么最炫丽的幻想，恰恰诞生在最灰不溜秋的地方？刘慈欣愿意用王尔德那句“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总得有人仰望天空”来为这个现象加一句批注，如果说好的科幻能够让人想起来抬头仰望忽视已久的星空，那么科幻写作者们必须要自己先躺在阴沟里：“假如你不是生活在阴沟里，而是生活在一片广阔的天空之下，那么星空对你而言也就不稀罕了。”


偏僻、压抑、肮脏、灰不溜秋——这是刘慈欣给“阴沟”贴上的标签，他觉得娘子关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却对这个生活了20年的地方缺乏具体感受：“我在那儿待过很长时间，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每年要在北京和太原分别待上三四个月，但我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我不觉得我属于任何地方，好像到哪里都是过客一样，都是一个外人。”刘慈欣没有一点留恋：“我也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当然地理上我知道家在哪儿，但精神上我不知道我属于哪儿。我就是缺少一种别人都有的归属感，但我没觉得痛苦——既然我从来都不知道乡愁是什么，那么缺少它对我来说也不意味着失去什么。”


工科男刘慈欣说过的最具浪漫色彩的一句话，是为《流浪地球》写的一段前言：其实，自己的科幻之路也就是一条寻找家园的路，回乡情结之所以隐藏在连自己都看不到的深处，是因为我不知道家园在哪里，所以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


是的，刘慈欣更愿意这么说：“如果非要问我属于哪里，我更愿意回答我属于哪一群人——我属于科幻迷这群人。”


走在宇宙边上的人类


不对人发生兴趣——这几乎是刘慈欣所有小说中的一致特征，也是他思想方法的最大特点：对人不感兴趣，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但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感兴趣。


《三体》里的人类在宇宙的高级文明面前不堪一击，有人说刘慈欣的人类观是悲观的，但对于刘慈欣来说，这却是一个无关价值观的科学事实：“这不是悲观，它就是这么回事，人类就是很弱小的。现代社会尤其脆弱，人类已经失去了在大自然中独自生存的能力，而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力抵抗不了稍微大一点的灾难。”之所以读者觉得悲观，是因为科幻小说和主流文学的视觉不同：主流文学看重人的感情，只要人性得到了解放，爱情得以实现，这就是乐观；但科幻关注的东西更理性，如果事实就是如此，它就不是悲观——《三体》就是这个道理，最后宇宙灭绝了，人类灭绝了，但这些迟早都会灭绝的：“‘死神永生’就是这个寓意，不管你多么宏大，看似坚若磐石的事物，都有个尽头。”


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灭顶之灾的这一天根本没可能突然到来，刘慈欣把自己归结于科学乐观主义那一派，但他从宇宙角度来看待人类的存在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的一颗行星，太阳是银河系的悬臂中一颗普通的恒星，整个银河系中有1000亿颗太阳，而宇宙中有1000亿个银河系，这样看来地球连灰尘都算不上。一粒灰尘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它可能会被蜡烛吸进去，或是掉到水里。所以真正的大灾难很可能转眼之间就降临，而且很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降临。”


非科幻迷很难理解刘慈欣这种思维方式，有件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面对新华社记者关于“十二五”的采访，刘慈欣说，中国应该针对外星生命开展一些相关研究，结果被坊间当成一句玩笑话盛传。“我不是开玩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尽快制定应急措施和相应的政策——当外星人到来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政策？是接触还是不接触？谁去接触？接触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十二五’的提案上说这个，看起来很可笑，但它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一旦它出现，什么房价、医疗、教育、腐败……统统退居二位。这怎么就可笑了呢？”刘慈欣有些激动，没错，他真的是很严肃的。


“一切皆不可预测”的世界观，让刘慈欣无比赞同“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我认为人类应该把快乐放在第一位，生活中的各种事情，能抓住的时候就赶快抓住它，不要总把希望放在未来，不知道未来什么样子，你随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写《三体》的五年里，刘慈欣时时充满这种心态：“我总是想着，脑子里都构建出了这么宏伟的一个世界，赶快写出来吧！写不出来明儿死了怎么办？可能因此让书的质量粗糙了许多，但我确实是想着——前方不可预测，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我们谈话的瞬间，宇宙的某处正在发生一件巨大的事情，你觉得会是什么？”采访结束前，我问刘慈欣这个问题，他没让人失望：“我能给你举出上百种来，比如太阳系可能突然行进到尘埃中，突然有超新星爆发，突然有外星人入侵……总之以光速在向我们走来的一切没法预测的东西，多种多样。”这些都是他喜欢的方式，而他更喜欢的是——突然有某些迹象表明，我们的现实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个问题就有点哲学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