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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汇改后升值5.5%
重启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向均衡水平靠拢，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弹性也显著增强，一年来累计对美元升值超过5%。
2010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实现汇率正常化、退出阶段性紧盯美元政策的条件已经具备。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市场谓之“重启汇率制度改革”。
一年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整体呈现出“碎步式”升值和弹性增强两大显著特征。
数据显示，重启汇改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即大幅走高295个基点，一举突破6.80关口。今年以来，在美元走软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碎步式”升值趋势更加明显。继1月1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6.60关口后，4月29日再度突破6.50关口，人民币汇率进入6.4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与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钉在”6.83元明显不同，一年来，在人民币对美元呈现出“碎步式”升值态势的同时，汇率双向浮动特征亦十分明显。数据显示，在200多个交易日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共有147个交易日升值，92个交易日贬值;在一些交易日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隔日最大振幅超过0.2%，最大升值和最大贬值幅度均超过100个基点。而就在重启汇改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大幅走高295个基点，波幅接近管理层设定的0.5%的上限，创下重启汇改以来波幅之最。
诱发单边升值预期
孙云是一家服装出口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企业的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市场。他最近刚谈成了一笔价值100万美元的生意，不过，一想到这一年来人民币一直在升值，他又有些发愁。
“对方只交了20万美元的订金，还有80万美元在三个月后交货时收款。如果那时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哪怕涨了1%，我都会损失好几万元人民币。”孙云告诉记者，现今许多小企业都倾向于签中短期订单，来规避长期订单下的汇率波动风险。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指出，回归均衡水平的人民币升值对贸易部门的冲击更多是短期的。中长期来看，升值压力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将使中国经济和商品在新的更高平台上重新获得国际竞争力。
“重启汇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通胀压力的功用。”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斌认为，在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时，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可以减少企业进口成本，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
专家提醒，重启汇改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有所强化，热钱压境现象明显，这已成为制约我国货币政策功效的一大掣肘。
“重启汇改的重要作用是避免了人民币随美元大幅度贬值。但也出现了单边升值预期的问题，带来海外资金的涌入。在过去一年多里，央行为买外汇被动投放了3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M2增加了10万亿元。”丁志杰说。
专家指出，升值预期诱发海外游资持续不断进入，带来外汇占款数字的增加，加大了国内流动性压力，制约了我国货币政策功效的发挥。央行今年以来不得不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冻结资金超过1.8万亿元，其直接用意即是为了对冲掉每月平均新增的3000多亿元外汇占款。
如何摆脱单边升值预期
始终存在的升值预期一直是汇改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何摆脱愈演愈烈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已经成为“汇改后半程阶段”决策层绕不开的问题。
专家指出，加大汇率弹性，有利于形成汇率双边深度波动，增加单边套利的机会成本，可一定程度上弱化升值预期。
“人民币升值预期之所以挥之不去，主要是因为汇率机制僵化和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无风险的单边投机行为，又造成了预期的自我实现。”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撰文称，完善汇率机制的核心是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外管局日前公布的2010年年报也指出，下一阶段要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着重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充分发挥汇率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
如果盘点近段时间媒体上出现最多的一个字，那么“荒”字可以当之无愧地上榜。比如劳动力市场有“用工荒”，资本市场有“钱荒”，建房要面对“地荒”，用水用电用油则有“水荒”“电荒”“油荒”……在这一系列“荒”的背后，中国的经济究竟出了什么漏洞，这才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按照字典的解释，“荒”即意味着短缺。短缺曾是计划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一举改变了短缺经济的面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进一步发展，市场开始步入了过剩经济的阶段。进入21世纪后，过剩经济的特征进一步明显。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钢铁、煤炭、汽车、电子等领域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以至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金融等多种措施进行调控。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却出现了大拐弯，从一度过剩的经济状态再次恢复到“短缺”的状态。但值得提醒的是，这次的“短缺”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有着本质的区别。计划经济时代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几乎全面短缺，但目前的短缺在生活资料方面几乎很少，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能源、电力等生产要素方面。
表面上看，这些生产资料和要素好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比如我国自2004年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就出现了“用工荒”现象，到现在则愈演愈烈，甚至一直以来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的中西部地区也纷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短缺问题。“用工荒”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持续上升;资本短缺的问题也一直存在，近段时期受紧缩政策的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断飙升。据有关部门调查，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到50%，在民间担保中，有抵押物时年息达20%，无抵押物则高达50%到60%;再比如“电荒”，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今年我国将缺电3000万千瓦，多地拉闸限电不可避免。
但是，当我们透视各种各样的闹“荒”灾的背后，却可以发现更应该让人深思的问题。在“用工荒”的背后，是由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长期工资水平低下酿成的恶果。如果消除户籍制度的藩篱，努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那么仍有上亿的农民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用工荒问题将随之消失;中小企业的资本短缺源于金融体制的不完善，由国有垄断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机构“抓大放小”，而民间金融机构仍不发达，不少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如果能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局面，允许民间金融机构的大力发展，从地下金融成为阳光金融，那么中小企业的“钱荒”就将大大缓解;同样，从电荒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体制的缺陷，在“市场煤、计划电”的框架中，不少电力企业陷入了越发电越亏损的尴尬局面中，于是出现了一方面严重缺电，另一方面不少电力企业被迫停产的现象。如果能理顺煤电关系，形成煤电良性联动的机制，电荒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由此可见，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荒”是一种体制性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的短缺。也就是说，现阶段缺的其实并不是劳动力、资金、电等这些东西，而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尽量减少政府“有形的手”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国经济“荒”才能逐渐消失，国民经济才能实现稳定顺利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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