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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开始上小学，从家里到学校约有一公里的路程。注册报名那天，大哥把我从家里一直背往学校，二哥跟在后头紧盯着，一路上不许我四处张望。我只好顺从地闭上双眼，把脸埋在大哥的背上一动不动，直至进入学校的第一道大门，大哥把我放下，我这才把眼睛睁开。其实我可以自已走路，只因临出门母亲有交待：说是小孩子破盲【第一次去学校见老师】，一路上不能见到“四眼”【孕妇】，若是见了，以后念书就会念不好。我不懂这说法从何而来，即然母亲这般说了，大哥又不惜体力，我也就懒得走这段路。注册完毕，大哥带我到商店买了一个新书包和两支铅笔。终于可以上学了，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我就读的是本乡最好的一所小学。教学楼是一座很别致的西式三层半建筑，位于一处高坡之上。一楼的正中部位开了一个如古城一样的拱形大门，沿大楼两侧向前延伸筑墙围起好大一块面积，正面围墙中间再设一道门，与大楼拱门相对称。从第一道门至拱形门是一条长约百米、宽约五米的混泥土过道，左右各有一排修剪齐整的冬青绿篱，过道两边分别是不大不小的花圃，里面植满了各种花草，还有几棵又高又大的梧桐树和大叶桉。每到春夏季节，花圃内便是繁花似锦，多姿多彩，芬芳馥郁，蜂蝶成群，煞是好看。特别是那几株白兰和夜来香散发的特殊芳香，远远就能闻到，沁人心脾，令人陶醉。还有那绛红色的铁树，虽说难得开花，却也别具一格。从学校大门出来，沿台阶下行是一条毕直的大道，大道左侧是一个荷塘，右侧是一片农田。从远处看学校，景色很美，很有气派。这原是民国时期旧乡政府的办公所在地，也是当时全乡最好的一幢楼房。这样好的楼房用于教学，足见当时人民政府对教育是何等重视。
开学了，班主任第一节课与同学们见面，他首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对全班同学进行点名重新划分座次。全班男女同学实行混坐，两人共用一张课桌，同坐一条板凳。第一次与佰生女孩近距离坐在一起，当时心里觉得很别扭。不过大家很快就混熟了，男同学开始暴露出调皮的一面，我也学其他同学用沿笔在桌面和板凳上画出一道中间线，女同学未经允许，是不敢轻易越线的。不过，有时难免会出现因画线不公或有越线而引发摩擦，此时，女同学就会向老师告状，而男同学就会被点名批评，甚至被罚站。我的同座是邻村一位黄姓女孩，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中间线是画了，但对方有越线行为时，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初学，语文教学以教拼音识字为主，算术教习阿拉伯数字和简单的加减运算，学起来不难。一年级在轻松愉快中度过。进入二年级以后，语文开始学习一些诗歌和短文，每学完一课，老师都要求学生背诵全文或某一章节，学过的生字也常在课堂听写，要求学生能够拼读和默写，还需懂得遣词造句。这些我均能顺利过关。时至今日，我对小时学过的多篇课文，仍能把它完整背诵出来，如【大哥】一文：“大哥在边疆，寄来一张相；站在大海边，手握冲锋枪。我也挺起胸，握紧小木枪；回头问妹妹，看我象不象。妹妹摇摇头，连连说不象；个子没有大哥高，枪也没有大哥的亮。我对妹妹说，别说我不象；等我长大了，准跟大哥一个样。”还有诸如司马光砸缸、盲人摸象以及东郭先生和狼等，也都在我的脑际里存有清晰的记忆。总体感觉，当时的语文课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言简而意深、上口而易记。我们的班主任责任心很强，对背诵和听写不过关的同学，放学后常常要留下来补课，直至过关才允许回家。当时校园学习风气好，无论语文课还是算术课，我都能认真学，用心记，全部学习尚能应付自如，每次期末考试均获得甲等或乙等奖。除获颁一张奖状外，还有两本印有奖章的作业本和两支铅笔。
记得上一年级时，班主任经常组织全班同学开故事会，有时由老师讲，有时让同学自巳讲。二哥曾给我讲过一段【穷人智斗恶霸财主】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富家三兄弟，平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他们平时利用向贫户发放高利贷的手段，从中获取暴利。凡借贷到期不能偿还者，不是被逼死，就是脱一层皮。富家兄弟仨一个比一个凶狠残暴。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一穷人汉子被逼无路可走，最后决定将这三个恶霸除掉。他以还债为名，设计将这三兄弟分别骗到一个粪坑旁，剩其不备，先后用巴掌把这三兄弟一一打落于粪坑里，为民除了害。故事情节十分幼稚，我上台给同学讲述时，绘声绘色，还用手势动作加以演示，引来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和热烈的掌声。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讲。
我在少年时，性格刚毅，对人对事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上二年级时，学校一位老师之子谢某，强说我坐的一条板凳是从他座位偷换来的，硬要换回去【其实每条长凳只是宽点或窄点而已，并无多大差别】，而我根本就没干这事，当然不同意换，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继而干起仗来。谢自知不是我的对手，竞跑去四年级把他哥哥请来。面对高我一头的对手，我仍不示弱，就是不肯把凳子给他。他哥哥见我不从，首先动手推了我一把，我被惹怒了，挥拳照其脸上打去，而后两人就扭打成一团。旁观的男同学喜欢看热闹，且还能主持公道，只准单挑，不准助架，其弟欲上前帮哥哥，被大伙隔开了去。在打斗中，我并未占到多少便宜，身上也挨了不少拳脚，其实胜负难分。只是谢的哥哥见自巳鼻子出血了，自已把自已吓的哇哇大哭。围观的同学见此情景，好象我为班里争得荣誉似的，竟然欢呼起来。事后，我在班上受到了班主任的严厉批评，而同学们则到处宣扬我打架利害【其实我并非好斗之徒】，还封我为班上的“二大王”，就连班里长着一脸横肉的“大王”【打架凶蛮者】，平时对我也客气起来。这是我上学后仅有的一次与人争斗。
上四年级时，我被班里同学推举担任班长。此时文革已经开始，学校受到了很大冲击，整个教学秩序被打乱，部分老师被批斗。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的教导主任韦XX老师，他于旧社会在国民党军队任过中尉军职，后来参加起义编入人民军队，转业后一直担负教学工作。韦主任为人正直，学识较深，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很强，而且多才多艺。他平时喜欢捣鼓一些木匠活，于是校领导让他做一个毛主席画像的像框。旁观的一位老师问他，不先量一下尺寸做出来能合适吗？韦顺口说了一句：“先钉棺材后量身。”就为这一句话，韦主任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了出来，学校接连几次召开批斗大会，对他进行无情的批斗，甚至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后来竟被判处长达二十年的有期徒刑。还有一位由师范大学毕业分来的邹老师，有人说他什么都不懂，杀只鸡用肥皂洗鸡内脏，种菜不懂播种子或插菜秧，而去买成熟上市的菜来种，纯粹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随后，他也受到了无情的批判，虽未被判刑，但从此失去了当老师的资格。文革的兴起，无论对老师还是对学生影响都很大，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很茫然，根本无心思好好学习。一些老师被解职后，学校临时招入了几名代课老师，我们班换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冯XX老师担任班主任。冯老师手工和图画以及音乐课教得很好，她用客家话教唱的一首客家民谣，我到现在仍依稀记得：“一条竹鞭长又长，我赶鸭帮去水塘，公社的鸭子长得肥，社员的生活红又旺........”。然而，我对这些课并不感兴趣。一次上课时，冯老师在台上讲课，我乘其不注意，偷偷从后门遛了出去。因为我惦记着晚上部队要放映一场电影，而部队离家蛮远，我得早回赶路。当晚，冯老师就上我家进行家访，我恰好不在家，否则不知如何面对。冯老师把我在校的表现如实向我的父母作了反映，说我作为一班之长，没带好头，很不应该。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
到了五年级，学校教学秩序更乱，学生之间也有了派性，经常学着大人开展辩论，大家都是似懂非懂，吵吵闹闹，争论不休。期间，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再到复课闹革命两个阶段，根本就没有好好念过一天书。记得在停课闹革命时期，某天，我在上课钟声响起时，把教室门关起，还在门口写下“兵管”两个大字。来上课的郭老师是驻军部队的一位家属，她是一个明白人，心地善良，很热爱教学工作，平时对学生有如母亲对孩子一样亲切。只见她站在教室门口，目光一直盯着门口的两个大字，沉思片刻，而后含着泪水转回了办公室。不久，郭老师随部队调动也将调离我们学校。临别时，她主持全班最后一次班务会，饱含泪水地给我们讲了许多道理，一再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希望我们长大后能够成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之才。郭老师语重心长的一席活，引来了全班同学的阵阵哭声。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我都感到内心无比的愧疚，由于当时自已年少轻狂，太不懂事，深深地伤害了老师的心。如今，不知老师您在哪里，只想对您说一句：真的对不起！
上初中时，文革还在继续。学生组织仿军队建制进行了改编，以前的班改称排，初一、初二共五个初中班编成了一个红卫兵连，我被校方指定出任连长。那时，国家渲染战争空气甚浓，全民都在深挖洞，学校也在加紧备战，要求学生上学时，每人自备一根1.5米长的木棍，每天的早操时间和体育课时间，统统用于安排军训；学生以连或排为单位，每人手持一根木棍当枪杆使，在操场上列队拉开距离，由我发口令指挥大家练习刺杀。其实，我自身从未接受过军训，毫无一点军事素养，由我指挥大家反复练习向左刺，向右刺，上前一步刺等呆板的军事动作，如今想起，实在是滑稽可笑。
还有一件更荒塘的事。一次，我们班主任韦XX老师正在台上讲课，台下一对女生在交头接耳，她们不知说了些什么，两人忍不住竟笑出声来。韦老师很生气，当场罚她俩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批了一顿。韦老师追问两人究竟在说什么，讽刺地叫她们不妨再说一遍，让大家听一听，也让大家笑一笑。其中一位朱姓同学很不耐烦的回了一句：说你个大板刀呀！韦老师听了更是气上加气，事后竟然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校方也拿这当回事，决定召开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校园里的漫延。韦老师亲自撰写了一篇题为【彻底斩断资产阶级的大板刀】的批判稿，他要我代表全班同学在大会上发言，我无法推辞。次日下午，全校几百号学生集中在操场，我第一个上台发言，照本宣科；可能是不忍心对自巳同学“下手”之缘故，我在台上显得有点心虚与紧张，念稿速度很快，声音有些微颤，抑扬顿挫全不得要领。但我的发言声音大而有力，透过扩音器传至很远都能听见。我不知我的发言会否吓到两位平常爱说爱笑的女同学，接下来还有其他班级代表依次发言。从批判会的第二天起，以后每次上课时，朱同学原来的座位上就一直空着，她愤而退学了。
在初中的两年时间里，学生所学到的知织十分有限，但参加义务劳动却不少。学校为培养所谓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每个初中班级分配了一块试验田和一亩畬地，水田用于栽水稻，畬地种花生。学校每周都安排有半天的劳动课，课间，除组织学生参加田间地头劳动外，还让学生到野外捡拾牛粪往地里埋，从学校挑着一担担粪水往田里倒。由于施肥太多，学校的田和地都是上等的肥沃，无论是田里长出的禾苗还是地里生长的花生，都格外茂盛，一到收获季节，自然产量不低。然而，学生的这一实验种植，纯粹是靠追肥而获得丰产，显然缺乏科学技术含量，在农村是根本无法推广的。
最艰苦难忘的劳动是两次参加兴修水库大会战，那是当时公社的一项重点工程。为解决部分农田灌溉问题，公社决定在位于古仁大队枫木冲一处半山腰间，拦腰建造?座中型水库。在物质极其溃乏的年代搞这类工程建设，唯有靠人海战术来完成。为此，公社动员了成千上万人马每天投入工地会战。学校为响应上级的号召，先后两次组织初中班学生参加工地劳动，每期劳动各为五天。工地距学校有近五公里的路程，学生全都从家里自带工具徒步前往，夜晚被分散安排在库区附近农家住宿。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早餐之后，由老师带队从住地开赴工地，路上需要步行半个多钟头才能到达。当时，我们初中一、二年级学生都还只有十五岁左右的年纪，一个个到达工地就已累得不行。学生的劳动分工为：一部分负责挖土方，另一部分负责把土挑到大坝填埋，两拔人马实行轮换作业。我们学生和其他大人一样，早晨太阳升起时就往工地赶，除中午在工地吃午饭作片刻休息外，一直干到太阳落山了才收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这样的劳动强度一连持续几天，这对于一个大人来说，尚且有点吃不消，更何况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年轻学生。如今，国家明文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体户用工，不得聘用未满十六周岁者，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无论是校方还是政府官员，都缺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这是历史的悲哀。
在初中阶段，学校取消了考试制度，平时作业又少，不交作也没人管你。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人人都是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压力；个个都在混日子，毫无一点竞争意识。大家都是稀里糊涂地虚度光阴。两年过去，学期结束，学校未安排集体照相留念，也未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只是安排大家吃了一顿散伙饭，之后就各奔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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