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台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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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在1万多年钱冰河期结束时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孤悬海外，而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在大约30年前，“解放台湾”已成往事，有一部台湾电影风靡中国，这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这部“彩色电影”可谓是台湾历程的真实写照。与30公里宽的琼州海峡相比，台湾海峡要宽得多，130公里的浩淼汪洋足以使台湾这叶孤舟成为帝国眼中的化外之地，特别是在技术水平极为原始的中国古代。中国在秦始皇时代就进入海南岛，但直到朱元璋时代还没有进入台湾。甚至说，郑和六次下西洋，到达了遥远的非洲，竟然也未曾发现台湾。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台湾海峡只有南北洋流，而无东西洋流，只有南北季风，而无东西季风。帆船时代很难横断航行。即令船舶损坏，失去控制，也只会北漂到琉球，南漂到越南，不容易漂到台湾。”当亚洲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进入火器时代时，困于小岛的台湾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的石器时代。

台湾进入世界主流是从欧洲人的全球征服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大明帝国为了清剿倭寇，曾一度进入澎湖和台湾北部沿海。当时的台湾被中国称为流求（再早之前叫夷洲），大约有10万左右的原始土著生活在岛上的从林中。他们被中国人称为“生番”或“猎头族”，骁勇好斗，以猎鹿为生，属于太平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人种。1000多年前，吴主孙权和隋炀帝杨广都曾跨海征伐过琉球（今冲绳），但却未到达小琉球（台湾）。即使到达台湾，台湾海峡的阻隔也使帝国只能征伐而不能征服；随着帝国军队的撤退，野蛮的波利尼西亚人就重归自然状态。东汉时甚至一度将海南岛也放弃，几百年后才重新在海南岛设置州郡。另外，台湾的经济滞后也使任何征服者觉得无利可图。忽必烈远征日本和爪哇，却对眼皮底下的琉球视若无睹，台湾就这样成为一块诡异的“弃地”。

哥伦布之后的17世纪，荷兰人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尘，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陆续征服了太平洋地区。所谓的征服，不过是在沿海设立城堡式的商业据点。明天启二年（1622年），争夺澳门失败后，荷兰人败退到被葡萄牙人称福摩萨（葡萄牙语意为美丽之岛）的台湾，遂开始了对这个仍然停留在石器时代的大岛的开发和经营。从台湾西南海岸安平湾一带起步，荷兰人在海岸修筑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和台湾城，作为贸易根据地。2年后，西班牙紧跟来到，占据了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和淡水。经过15年的战争，荷兰人赶走了西班牙人，于明崇帧十四年（1641年）彻底独占了台湾，从而“控制了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除了建设大员等贸易货站，荷兰人还对台湾全岛进行了详细勘查和统计，远至淡水、宜兰，下达台东、小琉球；全岛有纪录的原住民村舍达300多个，原住民有10万人，包括17个语言族群，但都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支系。荷籍牧师深入到原住民部落传教，甚至用台湾波利尼西亚语编写了拼音版的《圣经》。

有明一代，不断有福建和广东沿海的中国人渡海来到台湾谋生。随着对台湾沿海平原的农垦开发，移民在与土著的暴力和文化冲突中取得绝对优势，台湾开始步入文明时代。崇祯时期，福建饥民逃往台湾者就达数万人之多。17世纪初，荷兰在台湾建立现代统治体制，将台湾纳入东印度殖民版图；当时台湾新移民已达10万，与土著的波利尼西亚人几乎不差上下，而中国人远远多于荷兰人。大明帝国末期，人们这才将“生番”的台湾与“熟番”琉球国(今冲绳)区分开，分别叫做大琉球和小琉球。“台湾”这一名称的出现不过300多年历史。在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的明帝国朝廷公文中，首次出现“台湾”。

17世纪的东南亚风云激荡，占有地缘优势的台湾成为东方世界的财富中心和风暴角。荷兰东印度公司依仗战舰纵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仅用了20年时间就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香料群岛和斯里兰卡，建立了从日本、台湾、巴达维亚、斯里兰卡到阿巴斯港的远东商业链条。台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日本、韩国与东南亚各据点的重要枢钮，并垄断了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输往中国的货币贸易。台湾本土商品以鹿皮为主，在1630年代，荷兰人每年从台湾土著猎鹿人那里收购的鹿皮就达10余万张。对大明帝国来说，正是这个“海上马车夫”维系着帝国的生命线：他们从台湾载着砂糖、鹿皮、鹿肉和鹿角到日本，从日本满载着黄金白银和铜到中国，以支持帝国的金融体系；又从中国装满茶叶、瓷器和丝绸运往印度，换成棉布后返回香料群岛；在这里经过精心挑选，将最好的丝绸、香料、黄金和瓷器经好望角运回阿姆斯特丹。这条用200艘帆船打造的贸易链条，如同一部永不停息的印钞机，为荷兰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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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国家程度上来说，荷兰人或许应是台湾最早的开发者，所以《清史•郑成功》说“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在荷兰人占据台湾5年后，与倭寇有着复杂历史渊源的郑氏海盗集团在琉球海域崛起，天启七年（1627年），基于共同的秩序和利益，明帝国水师联合昔日的对手荷兰舰队一起围剿这个新海盗集团。令人惊奇的是，荷兰舰队和帝国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帝国只好采取招安模式，册封海盗首领郑芝龙为“海上游击”，相当于海军少将。数年后，这个海盗班底的中国海军夺回了帝国水师丢失的西太平洋海权。郑芝龙从此完全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东南沿海商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一面令旗售三千金，连“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船也不得不购买令旗，郑氏集团因此富可敌国。在其父郑芝龙护荫下，中日混血儿郑成功成为郑氏武装集团的新首领，他以厦门和金门为基地，逐渐发展成拥有18万军队和数千战舰的武装力量。

明帝国灭亡之后，“国姓爷”郑成功拒绝承认女真人的帝国权力。15年的抵抗战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郑成功眼见大势已去，厦门和金门恐将不保，不得不将眼光投向海峡那边荷兰人的台湾。“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恐孤岛（指厦门金门）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郑成功以强大的兵力优势与荷兰“红夷”展开对台湾的争夺。数年前，荷兰当局依靠火器优势，在台湾原住民的帮助下，曾成功镇压移民郭怀一领导的汉人暴动，但郑成功不是郭怀一。深陷英荷战争无力支援的荷兰人战败，在中国被女真鞑靼征服之时，台湾亦落入郑氏集团之手，荷兰人退回吕宋（菲律宾）。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因为大海阻隔，台湾硕果仅存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明火种，暂时幸免了女真鞑靼的野蛮屠戮。郑成功将台湾定为东都，“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又“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许多不愿意易发易服被女真统治的中国难民渡海逃亡入台。1664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将台湾改名为东宁。满清之所以对台用兵，主要是从文化和信仰的冲突考量，女真人要消除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对女真野蛮政权的威胁；在整个大陆沦陷之后，野蛮的女真贵族以残酷的文字狱对中国文化展开绞杀，而台湾成为维系华夏文明的最后圣地。如果说吴三桂的倒戈背叛帮助了鞑靼征服的话，那么郑氏集团部领施琅的背叛则直接导致大清帝国对台湾的征服。施琅征服台湾后，清廷的一些官员以大学士李光地为首，甚至建议将台湾送还给荷兰商人，以防止汉人据岛反清。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事实上，300年前的台湾除过10多万山地土著部落外，来自闽粤的华人移民也不过10多万人。在维稳政策下，台湾设府，由福建省节制；台湾由郑氏封地变成了施氏家族的私人封地；清廷严禁大陆向台移民。康雍乾时代，帝国人口几乎翻了两番，迫于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的压力，移民偷渡屡禁不止。100年后，台湾新增移民已经接近100万，来自福建的漳州人和泉州人成为移民主体。和任何喜欢内斗的中国人一样，他们之间也经常爆发大规模家族械斗。这种械斗最终引发了漳州人林爽文的起义，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台湾地方政府几近颠覆。为了平复这场席卷台湾全岛的族群仇杀，清廷几乎动用了帝国一多半军队跨海镇压。

在“家天下”的帝国语境中，只有皇权和百姓构成的“天下”，而无人权的世界，因此也不存在国家、主权和领土等概念。在风云际会的19世纪，大清帝国对领土的轻率也正在于此，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似乎也缺乏对“中国”的认同，雍正就常以“异国之君”来自比。

在很长时期内，台湾始终被天朝认为是“生番化外，未便穷治”的鸡肋之地。这种轻视懈怠自然引发了日本的长期觊觎。

19世纪末期，经过“明治维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帝国取得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琉球和台湾相继都成为日本帝国的新拓疆土，随之开始了日本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其间，台湾人甚至加入“皇军”，参加了“大东亚圣战”，如著名的“高砂义勇军”。很多年之后，高金素梅多次赴日，要求去除靖国神社里的台湾人祖灵，而李登辉的长兄李登钦同样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1945年，日本帝国在战争中崩溃。中国重新收回了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化台湾。与兵火涂炭了半个世纪的大陆相比，50年和平环境下的高速发展使台湾的现代文明程度足以令人咋舌。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日本人治台跟治朝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日本将台湾作为帝国南扩的桥头堡，以台湾的农业生产来支持本土的工业化，因此对台湾努力建设，尤其是社会秩序、卫生教育和农业治理等方面，日本完全将台湾当做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在日本的惨淡经营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来说，台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本土。在整个台湾，儿童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因此文盲率极低。无论城乡，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这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景象在1940年代的农业中国几乎像天方夜谭一般不可思议。据说，一些大陆来的接收大兵竟然偷偷摘下台湾人的灯泡和水龙头，然后拿回去粘在墙上，但灯泡却不亮，水龙头也不出水，令这些“乡巴佬”好不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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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事件”起因于一起“城管打人”引发的“群体事件”。民国36年（1947年）2月27日 ，台北市一个带着儿女艰难度日的寡妇林江迈的小烟摊，被9名政府执法队员“执法”，林寡妇被“执法”得头破血流。政府毫无人道的暴政与暴行激起广泛的民愤，最终酿成了席卷台湾全岛的“二二八事件”，数万原住民和“外省人”在“官逼民反”（马英九语）中被杀害。“二二八事件”也被称为“2.28起义”，实质上它是一场民主运动，虽然招致了当局的严厉镇压和白色恐怖，但其始终影响着台湾的政治走向。侯孝贤曾以电影《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冷静地叙述了白色恐怖对台湾民众的心理割裂。如今再回头去看，“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导致事态失控，实际上暴露了台湾与大陆之间巨大的文化疏离与心理鸿沟。在这次事件以后的数十年中，退据台湾的蒋氏政权一边强力实行去日本化，一边大肆推进中国化，推广国语（大陆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和中国历史教育，不惜以恐怖和暴力镇压台湾的独立主义和分离主义。

民国41年（1952年）开始，蒋介石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政府工作重点。1966年8月8日，毛万岁发动清除传统文化毁灭文物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亲自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建博物馆图书馆，使台湾的中国化运动达到高潮。

196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55周年国庆暨辛亥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今年元旦中正曾经郑重警告，奸匪正以其'毛择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

很多年后再回首，台湾在科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深厚的教育根基使数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很多人都认为，台湾的崛起靠的是蒋介石从大陆运去的巨量黄金。其实早在蒋介石经营台湾之前，台湾就已经是中国最为富庶文明的地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蒋介石只是延续了这种繁荣和文明而已。据高华的记述，在当时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1964年，國民黨不得不把“反攻大陸”改為“光復大陸”，軍事性的內容消失了。与蒋介石的黄金相比，更具价值的是，强大的美国提供给了台湾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和开放的全球化市场，台湾正是依靠国际经济这个汪洋大海而成长为一条“小龙”。在这一点上，台湾经济与日本经济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同样，中国30年来的巨变，归根到底也得益于优势互补的国际贸易。今天，中国GDP 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相反，在毛万岁的30年，穷兵黩武的中国被遗弃在世界之外，沦为亚细亚的孤儿，只能螺丝壳里做道场，穷困潦倒自作自受。今日之朝鲜就是当初之中国。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后终见成效”（高华）。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台湾曾是中国最为原始落后的地区，但近代以来第一个50年，台湾先是在日本时期实现崛起，从而后来者居上；接下来的第二个50年，又在蒋氏父子经营下实现腾飞，成为中国人眼里的天堂。现在的台湾正进入第三个50年，享受现代文明的台湾终于行走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上。马英九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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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拦。游行领袖与3000多名游行者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察用催泪弹电棍等镇压游行。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秋后算账的大规模搜捕，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捕。经过军法审判，台湾当局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党外运动份子全部判刑。美丽岛事件虽然被暴力镇压了，但它也使国民党遭到重创，宛如“被打了一个大洞”的泰坦尼克号，看起来不可一世，实际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暴力恐吓之上的帝国专制早已令台湾民众彻底失望。

蒋介石生前将帝国政权遗传给蒋经国（行政院长）。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被台湾特工跨国追杀，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如果说美丽岛事件敲响了专制极权的丧钟，那么江南事件就是敲进专制这只棺材的第一颗钉子。从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务暗杀手段消除思想犯几乎是蒋家的传家宝。时过境迁，“江南命案”提前结束了负责蒋家子弟政治命运，也宣告了蒋氏专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种“反革命”行为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和权力欲望的国民党大佬，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蒋经国不仅结束了台湾的专制历史，也终结了台湾的强人政治。无论后来的台湾民主在李登辉陈水扁的黑金时代出现了多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人们对台湾的民主有着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如今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力都被关进了法律的牢笼，民众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全和权利。这里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地狱，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型。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但也决离不开蒋经国24年前的远见和决断。

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的政治家可以与蒋经国相提并论，而比起1980年代末期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与韩国的流血嬗变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似乎更加成功。

在戈尔巴乔夫70岁生日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去贺电：“你改变了苏联，从而改变了世界。”与戈氏相比，蒋经国仅仅只是改变了台湾，他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与大多数历史案例一样，台湾的民主转型同样发生在物质富裕之后。在没有实现普遍的富裕之前，只会发生革命，而不会出现民主。民主从来都是一件富人的奢侈品，它的前提是民众的启蒙。而革命只是民主的临时替代品，它是穷人的玩具和鸦片，革命从来都是以自慰和强奸来达到高潮，所以革命没有未来，而只有当下。没有启蒙的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不乏一些自命不凡的精英强人，领着一群乌合之众的群氓就揭竿而起——“粪土当年万户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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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词汇中，“悲情”二字系台湾独创。1944年，台湾作家吴浊流用台湾官方文字日文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当时的台湾在日本帝国统治下已经整整半个世纪，相当于两代人。小说写了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悲情”：他在台湾被日本人当做“中国人”欺负，他在中国又被中国人当做“日本人”和“汉奸”羞辱。很多年以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写了一首同名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在“二二八事件”中，有3万多台湾民众遭到刚刚收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屠杀，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蒋介石政权以政治名义杀害4000多人，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达有14万人，将近100万人受到专制当局的政治迫害。大多数遭到迫害的“匪谍”其实都是一些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或者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还有糊里糊涂被构陷的小市民。

1990年3月，台大学生云集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前静坐示威，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提出政经政革时间表等，因在广场竖起“野百合”标志，被称作“野百合运动”。3月16日，禅房静修的僧侣们再也不满于自度成佛，他们毅然走上街头，普渡众生。僧人们在“中正纪念堂”前搭起帐棚，贴上政治标语，发表《佛教救国救宪宣言》，声称“值此国家多事之秋，佛教徒不再是沉默的一群”，“呼吁政府，贯彻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以正法治世，不邪枉人民。”正如韩国民主化运动中的天主教，台湾民主化运动中，佛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慈济功德会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事业为支柱，影响遍及全球，其领袖证严法师被视为台湾的曼德拉。

民国81年(1992年)，“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民国83年（1994年），两千万台湾人终于在正义的抗争中，从被奴役和蹂躏的老百姓成长为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民国84年（1995年），“二二八事件”平反，政府正式向公民起义中死难者家属道歉。民国86年（1997年），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成立。民国96年（2007年），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成立。民国94年（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道歉。2006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做了79年自慰式的喉舌之后关门大吉，中正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遍及全岛的蒋介石塑像被悉数拆除，蒋氏家族亦逐渐淡出台湾政坛。

在后蒋经国时代，康奈尔大学博士李登辉成为一个叶利钦式的新强人，他比蒋经国走得更远，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行“去蒋化”、“去党化”，甚至“去中国化”。李登辉挥刀自宫，在他任期届满之后，百年老店国民党第一次沦落为在野党——没有国民党才有新台湾。陈水扁弄权自污颜面扫地，脱胎换骨的国民党得以咸鱼翻身，重新上台执政，正如蒋经国生前所言：“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

无论是从人口、面积、地形甚至是轮廓来看，台湾与山西何其相似，只是台湾没有煤这种“黑金”。“阳间一个山西，阴间一个山西”，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正好与台湾全岛的面积相同。采空区内，大面积沉降塌陷导致土壤龟裂，山体滑坡，沟渠支离，水源枯竭，岩崖塌方，路桥凹陷，无数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高楼大厦惕惕于薄冰，岌岌乎危卵，“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在山西已超过700个。悬空寺成了山西的千年隐喻。即使在世界范围看，也没有比当下山西人活得更“悬”、更战战兢兢的了。这几年山西以“等地震”、“毒疫苗”和火烧“南方周末”闻名。山西是中部最富的省份，悍马多如虱子，“亿元官”多如阴毛。2010年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留下的家产达3亿多；2011年，山西某国企老总一次被盗就是5000万。就在台湾将追回陈水扁藏匿在瑞士银行的黑金并将其判刑时，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他被誉为“第二组织部长”。靠着带血的黑金，山西当然富得流脓，但台湾比山西富10倍。台湾与山西的GDP比例是10︰1。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友好关系”，山西人却享受不到几个国家的“免签证”待遇（中国护照免签国家20个，居世界倒数第六，比朝鲜多一点）；虽然遭遇外交封堵，但台湾人与美国人日本人一样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

如果说从前的台湾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话，那么如今的台湾则多有“愿景”和福祉。今日之台湾以和善文明之风已经实现了中国当局口口声声宣称的“和谐社会”：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没有城乡差距，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富得挥金如土，也没有穷得沦为房奴蚁族；没有屈辱的上访，也没有暴力强拆下的悲情自焚。今日之台湾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中国传统文化，这成为物质丰裕时代一个东方现代文明的独特精神底色。今日之台湾以和善文明之风已经实现了中国当局口口声声宣称的“和谐社会”：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没有城乡差距，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富得挥金如土，也没有穷得沦为房奴蚁族；没有屈辱的上访，也没有暴力强拆下的悲情自焚。

“台湾能够和平转型的关键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善治，地方自治对民众管理公共事务能力的训练，经济富足，政治清明，使得国民党的退出壁垒低。且司法、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制度建设非常成功，不需要解严后重新建构制度框架，这大大削减了台湾的转型成本，以致一夜之间解严而不会出现秩序大乱”（引自青衣《论台湾民主的转型与中国政改之可能性》）。今日之台湾已不是某个家族或者某个社团的台湾，而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台湾，被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布什语）。如今，“裸体运行”的权力已经被关入法律的牢笼，郑智化所抨击的“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个曾经做过总统的人因为贪腐，被法律判处11年有期徒刑。在台湾大选即将开锣之际，无数中国人看到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等3位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直播，心中一定五味杂陈。2012年正值民国101年，在元旦献词中，马英九以洋溢着真诚与信心的话语，让人们看到一个充满美好愿景的文明台湾——

“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我们要让一百年来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正义、文明、慈悲的烛火，持续在下一代心中发光、发亮。我们有信心，将来，下一代提及亚洲崛起、中国大陆崛起的惊欢，也必然感受台湾崛起、中华民国崛起的光荣。再一百年后，当那时的国人回想起我们，如果能说一句‘曾经有你们，真好’，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