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物语
吴 岩
许多科幻领域之外的人士对科幻文学作出的贡献，比"职业化"的科幻人要多得多。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书记鲍昌，是科幻作家非常感激的一位领导。在科幻文学遭受无端打击、受到重创时，他挺身而出，为科幻叫好。他专门参加了【科幻世界】和【智慧树】杂志举办的银河奖征文发奖大会，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份讲话我至今保留着。许多人不知道，讲话中不点名地提到了我。他是想以我为例，要求科幻作家们不要惧怕艰苦，要勇敢地登上科幻的飞船，奔向幻想的远方。
鲍昌的讲话虽然得到了科幻作家们的热烈欢迎，但仍然有不怀好意者写信上告，说他支持了一个精神污染严重的文学品类。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不要说科幻小说与精神污染风马牛不相及，就算它有污染，关心这个领域的发展也没有坏处。据说为此，鲍昌还不得不在作协党组进行了"检讨"，可见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对文学的浸染程度有多大。作协书记也逃不掉小人的诬陷。
最近我才知道，这位诬陷者随子女定居国外后，办起了一个网站，还在网站上发表一些对中国挺不友好的文章。想到一个为打击科幻文学四处奔走，不择手段地到各地科协施加压力，向中央各部门投寄检举信，无中生有地把好人说成是泄露国家机密或者特务嫌疑的家伙，一下子从极左转向到极右，不免生出许多人生的感叹。契柯夫在他的创作手记中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描写他是最贴切不过。这话的意思是，真正的好人可以从永远激进的人和永远保守的人中找到，唯独忽而激进忽而保守的人是小人。契公之言极是。
回到鲍昌来吧。他在80年代晚期得了癌症，英年早逝。我得到他去世的消息赶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时，发现许多人和我一样，不请自到。有位著名作家还写了一个挽联贴在灵堂外面，上书"坎坷何其长，坦途何其短"。真是绝好的概括。把鲍昌的一生勾画得恰如其分。他当右派的日子、受到诬陷的日子、挨批判的日子加起来，比享受温暖阳光的日子要多得多。我就弄不懂，这世界怎么就对他这么薄？而这位不断大声呼吁"祖国文学繁荣的春天"的人，怎么这么就这么痴？
迂腐啊！为什么不早些出国呢？为什么不也去颐养天年呢？为什么不躲到外国见风使舵、看准时机反戈一击呢？那样不是更加前程似锦？锦上添花吗？
想来想去，还是太正直了，太书生气了，太有社会责任感了。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协会现任的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已经去世的文化部社会教育司副司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以【尘埃落定】闻名于文坛的作家阿来、前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都等人，都有与鲍昌的做为异曲同工之处。对了，还可以加上海外华人女作家韩素音。虽然她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在海外华人看来"太左"，但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来华访问中多次向中国领导人进言呼吁发展科学文艺创作和科幻小说，就凭这一点，也该给她记上重重的一分。
谈论了这些给科幻创造大环境的人，该谈谈在大环境中为科幻事业推波助澜的人。一些本来不属于科幻创作行列的人，凭借自己的影响，给科幻文学的繁荣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童话大王郑渊洁，就是这种虽然身处科幻圈之外，却对科幻事业颇有贡献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郑渊洁，还是上中学的时候。那些年我对科普创作极感兴趣，也多少发表了一两篇文章。一次，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作者聚会。不知道怎么的，也把我和郑渊洁邀请了去。那时我刚刚出现在创作领域，而渊洁已经小有名气。他在刊物上发表的儿童诗很受好评。我们俩都对能参加作家的聚会而非常高兴。我记得他当时穿了个军大衣，个子很高，态度随和。谈话中我发现我们俩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军队大院中长大的，都对创作具有浓厚的兴趣。那时候郑渊洁已经把工农兵等诸多行业都试过一遍，最终落户在北京光华无线电厂，创作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俩人时常通通电话，也时常在儿童出版或期刊的创作会议上见见面。我得说，渊洁的深厚生活积累和对幻想文学的领悟力，要超出我很多倍。正是因为思想的成熟，使郑渊洁迅速在童话创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继【黑黑在诚实岛】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大奖之后，他的【皮皮鲁和鲁西西】、【12生肖】、【魔方大厦】等几个系列童话，奠定了他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师地位。他的命运也由此改变，先是严文井的题辞"渊洁有才"在大小报刊上广为刊登，然后，是他跳出工厂移师出版社，先后在【中国少年报】、【儿童文学】、【东方少年】等担任编辑。我们仍旧保持着热线联系，恰恰是他在【儿童文学】时，发表过我的第一篇科学童话。这也是至今为止我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唯一童话！
郑渊洁的才华，体现在他敏锐的思维和随心所欲构筑故事的能力上。有一次，他因为心肌炎住院，北京晚报的记者去看他。因为听说他在童话构思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记者便随意指出房间里的10样东西，让他构思一个童话。结果，他想都不想就讲出了一个美妙动听的故事。
郑渊洁喜欢开玩笑，喜欢把一个真实的事情讲到极端不合情理的地步，到这时，你才发现他是在开玩笑。因此，他的玩笑往往深深地扎根在现实之中。即便从表情上，你也无法分清他是否在游戏真实。
正是因为渊洁这种将现实与想象有机融合的奇特本领，使他在科幻文学领域中也游刃有余。80年代初期，他在【知识就是力量】和【儿童文学】等杂志中都发表过科幻小说，其中【震惊世界的紫薇岛暴动】还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机器人王国中发生的人与机器之间的紧张故事，表达了囚禁与解放的主题。小说分两期在刊物上连载。结果，第一期刚才出版，就有很多人打电话到编辑部，要求知道后来发生的情况，这其中，还有电影厂的编导和制片人，希望知道故事是否能改编成电影。
十分可惜，由于童话创作的成功，后期的郑渊洁把大量精力放在儿童文学领域。他编辑出版了纯粹由自己撰稿的杂志【童话大王】，取得了巨大成功。随着文学事业的中兴，郑渊洁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段时间里，他总是住在北京各大学的专家公寓中，认为那里写作比较安静。后来，他又决定远离城市，安居于北京郊区，绝少参加作家的聚会。按他自己的讲法，作家聚在一起写不出好东西。而当有人问他写作的秘诀时，他的回答简单扼要："别人怎么写，你就别怎么写！"简单而深刻。
我和渊洁的交往在他离开【东方少年】自己创办【童话大王】后，就变得少而又少。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机会，我们总是互相帮助。我加入北京作协就是他的推荐。而他的新作【疯狂印钞机】出版时，也很高兴找人联系我写评论。据说他最近在家里养起了大狼狗，不是１只，而是６只！拒他自己讲，每当他写作的时候，这些巨大的宠物就会在他四周静卧，非常懂事地等待着。而一旦发现他完成了当天的工作，６只大狼狗会立刻拔地而起，拉着他奔赴田野。"那景色是非常壮观的"（郑渊洁语）。
如果说郑渊洁是属于边缘人中那种客串一下转身就走的人，那么那些不辞辛苦、埋头苦干、将国外科幻文学译介到中国的人，应该算是永驻其中的边缘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陈渊，曾经翻译过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他的英文水平至少在我当时的眼中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一次我俩同乘一列火车从某个会议上返回途中，他竟然翻译完了一整本美国儿童科幻小说。而且，最让我佩服的是，他竟然不必查阅字典！
陈渊后来主持了福建少儿出版社影响很大的"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给中国读者提供了非常优秀的精神粮食。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吴定柏教授也是我佩服的一个人。他在80年代初曾经辅助美国专家菲力蒲·史蜜斯给中国学生讲授科幻阅读课，这个课程应该算是中国大陆上第一次正规的科幻教学。我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科幻文学课程，其实也是步吴先生的后尘。只不过我们的课程多采用中国作品，又是开在综合性大学，才引起了那么大的关注。
我觉得，吴定柏在科幻文学领域中伟大的成就，是将一批中国科幻小说翻译介绍到了国外，使外国读者知道中国也有这么一个文学品种存在。８０年代中期，他所编辑的英文版【来自中国的科幻小说】，虽然在篇目选择上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但作为"第一"，已经非常了不起。
吴定柏后来在出访美国期间，继续深造，获得了美国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对于一个已经50多岁的人来讲，真是很不容易。据说他的博士论文，写得就是美国女性作家的幻想文学。
杭州大学的郭建中教授，也应该是在中国科幻翻译领域中建功立业的典型代表。他组织翻译的"外国科幻小说译丛"、两套不同版本的"世界科幻名著译丛"和"重磅炸弹"福建少儿出版社的６卷本【科幻之路】，几乎涵盖了东西方所有的重要科幻作家的重要作品。
不但翻译作品，郭建中教授还在他所工作的浙江大学建立了一个科幻小说研究中心。我去他的中心访问时，受到了他的热烈欢迎。
南京的翻译家孙维梓，也是我佩服的一位硬汉。孙老师患有严重的眼疾，已经多次手术，置换了好几个不同的玻璃体。但在如此的艰苦的身体状况下，孙老师仍然笔耕不止。我们两人时常有电子邮件联系，他对翻译事业的执着和认真，让我非常感动。常常是为了查找，某个作家或某个作品，他要从英、俄、中文三管齐下，三方对证后才能将译文厘定。
我曾经在97年世界科幻大会时有幸与孙老师同乘一列火车从北京到成都。火车上，孙老师谈笑风生，比我这个小他20岁以上的人还要活跃。他常常一幅若有所思的样子，你讲什么，他都认真地听，即便是个笑话，他也咂磨着，当成真事对待。
正因为孙维梓老师的这种乐天的性格和不懈的精神力量，使他在【科幻世界】的读者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在他眼睛手术和家庭出现苦难时，许多读者通过各种形式对他表示慰问。
但愿孙老师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以便给读者带去更多的科幻作品。
讲了那么多外地的翻译家，我还是应该回到我的家乡北京。北京科幻方面的国际传播者可谓人才济济。最常常出现在读者眼中的，自然是王逢振。关于我和王老师的关系，我想以后撰专文详述，这里不多占用篇幅。我只想谈谈另外两个读者都熟悉的翻译家，董乐山和付惟慈。
熟悉外国文学的读者，必然都对两个老人有着深刻的印象。早在文革后期，我就曾经从内部出版的【编译参考】丛书中看到过董乐山翻译的英国作家奥维尔的【1984】。说实在的，这本书给我的震撼非同小可。我不知道科幻文学竟然能够涉及如此深刻的政治主题。而且，对这本书的主旨，董先生的看法也与其他人不同。他以为，【1984】并非对斯大林式苏维埃的讽刺，它是对东西方所有具有集权性质的国家共同敲响的警钟。无论这个国家是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还是福特主义的美国！
与董乐山相同，我第一次见到付惟慈先生的作品，也是在【编译参考】上。几乎在【1984】出版的同一年，付先生发表了他温鲍姆的短篇科幻小说【呆滞的火星人】的中文译本。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朝花】杂志上，付先生翻译的阿西莫夫小说【低能儿收容所】再次给我深刻的印象。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老师曾经对付先生翻译的这本阿西莫夫小说推崇有加，认为最好的阿西莫夫作品之一。我则感到，是付先生的翻译，给了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第二次生命。
【低能儿收容所】写的是一群被未来世界管制起来的低能儿的奇异生活，小说很长，但到结尾才向读者揭开谜底，原来，这些所谓的低能儿，恰恰是未来世界的精英，将他们隔绝于世的原因，是不想让尘世间的老习惯老规矩抹杀掉这些前锋者的创造天性。整部小说并没有超出阿西莫夫作品的主要范式，但它能给读者那么深刻的印象，与翻译家干净笔法和准确的表达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有些时候，我有一种感觉，翻译家对作品的选择，恰恰是他们个人经历在文学中的投射和写照。董乐山和付惟慈都在文革中历尽坎坷。也正是因此，两人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友谊。文汇报曾发表过董乐山的一篇小说，叫【付正义教授的翻转世界】。故事中的主人公付正义，原型就是付惟慈。而小说中描写的那个颇具科幻意味的"翻转世界"，其实是文革期间付先生因为没有地方住，才把自己的一间小房建立成了一座立体个太空站。
苦难不能抹掉真正知识分子心中的使命感。董乐山到了晚年，更加关注社会生活。他撰写了一系列时评，还和付先生一起，翻译了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付先生也非常关注文化艺术界的最新变化。他曾经专门找到崔健和朱哲琴的激光唱盘，想听听到底今天的音乐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的家中还时常举办文化艺术沙龙，来自电影小说美术等许多方面的名人，常常光顾他的沙龙。沙龙中还有许多外国朋友。所有的参加者，都对付先生非常崇敬和尊重，说实在的，参加沙龙并不重要，能见到付先生，听到他对生活的那种孩子般天真却透着智慧的声音，就已经足够了。
我跟董先生见面不多，但付先生时常联络。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付先生。一次是关于中央电视台要做关于科幻的节目，我因为知道付先生曾经关注科幻，又德高望众，所以向举荐他参加录像。谁想编导把几位老先生找到电视台，高谈阔论了大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拍，让我好不尴尬。第二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这一年，一位法藉华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埃菲社记者希望我找一个中国名人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因为太急，没有弄清获奖人的名字，以为是诗人北岛得了奖。我也就这个消息按照原话告诉了付先生。结果自然是所有的采访资料都是白费。这两件事，虽然不能说都是我的原因，但我仍然对付先生抱有歉意。
但愿他不要为此太生气。
我想他不会为此生气。参加过1991年成都科幻大会的人都曾经见过董乐山和付惟慈两位老人，他们无声无息地地坐在旅游车的最后排，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论资历和在文学界的地位，他们可能是那次会议中最为德高望众的两位。但他们一点没有大明星的架子，没有给会议的主办者增添哪怕一点点的小麻烦！
我常常想，对于这样的人生老师，你根本不用问他什么，只要能够静静地在他们的旁边坐上一会儿，就已经能感悟到太多的东西。中国科幻有他们这样的边缘人，真是一种福气。没有他们，我们的科幻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没有他们，也不会有中国科幻的美丽明天。
但愿更多边缘人与我们的科幻结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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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wuyancentral.com/mzsp/0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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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4-18 17:29:1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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