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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第10次颁奖。不包括2004年的空缺，200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次颁发以来，10年内共产生16位最高奖获得者。这其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小麦远缘杂交奠基人李振声、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与三农“沾亲”，三人分别在2000年、2006年和2007年获奖。
但相比于8亿农民、多年中央1号文件涉农惠农的“兹事体大”，这个比例显然不高。
更让人不安的是，在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种植后，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
我们的担忧主要有二。首先，转基因产品只有10余年的历史，是否会导致食用人群的不适或突发事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其次，在获得批准的3种转基因主粮产品中，中国很可能并不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君不见，大豆作为国内最早全线开放的农产品(16.21,0.61,3.91%)，整个大豆市场和大豆产业已被外资所掌握的转基因大豆全面控制：四大跨国粮商已控制全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2008年中国大豆总需求约4800万吨，进口超过了3700万吨，77%需依赖进口。
对此，农业部仅简单回复经过了“多年安全评价”，但其未明显公示即批准的操作方式，很难不让人满腹疑问。
一线调查FIELD SURVEY
转基因水稻“安全”获批的“不安”悬疑
方立峰遇到了一堵“墙”。
“墙”的这边是公众的餐桌安全和国内水稻种业的控制权，“墙”的那边是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批后跨国粮食巨头们对中国市场觊觎连连。
方立峰是绿色和平组织(下称“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作为一家NGO(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自1971年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发起全球的环保行动。诸如保卫南极洲、拯救鲸鱼等保护自然、维持原生态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绿色和平运动”，写满了这个组织近40年的“光辉历程”。
为了保持独立性，绿色和平并不接受以国家或机构为单位的捐款或帮助；而对会员们强调“行动”和“到现场”的该组织，对转基因更是忧心忡忡：“假如我们现在不立刻行动、制止基因改造，数年之后，我们的大部分食物都将会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科学怪物’。”
而自从2009年11月27日发现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方立峰就一直希望审批部门能给公众一个说法：“这份清单早就发布了，之前并没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证书有效期与其他品种不一样，这很奇怪。”
《清单》不“清”
《中国经营报》记者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很自然地，尽管方立峰立即行动起来，写博客、通知媒体、联系询问《清单》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等，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讨”到来自管理部门的任何说法。
方立峰所说的《清单》，全称为《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清单》)。按照登载该《清单》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信息显示，《清单》发布于2009年10月22日，在名为“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的文件中，共有基因抗虫杂交棉、H9亚型禽流感病毒等43项事关转基因重组的安全证书，审批编号则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一直到074号。而遭到方立峰质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排列于《清单》末尾的072号到074号。
来自“中国生物安全网”的官方信息显示，该网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承办。网站“审批信息”栏目中，2007年3月《农业部批准在各省(市、区)生产应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清单》是最早发布的内容；最近一篇即为《清单》，发布时间为2009年10月22日。
“早在2009年10月22日该网站就发布了《清单》。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开，我却发现这份清单后面多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获批安全证书’。”方立峰表示。
但由于方立峰本人并未保存他自己在2009年10月22日看到的《清单》，因此，关于“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是否为2009年10月22日后添加的，目前举证不易。
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仔细研究发现，《清单》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至少有两处疑问。
疑问之一是《清单》所附的pdf文件生成时间。按照网站登记，《清单》既然公布于2009年10月22日，则“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文件的生成时间必定不晚于该日期。但事实是，该文件“属性”清楚地表明文件生成日期为2009年11月27日16时23分，修改于2009年11月27日16时24分。
疑问之二则来自于《清单》所附项目的“审批编号”和“有效期”似乎有悖常理。一般而言，“有效期”越早的项目，往往审批时间更早，“审批编号”较小。但《清单》前40项、审批编号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到071号的安全证书，“有效期”均为“2009年9月19日~2014年9月19日”；而后三项农基安证字(2009)第072号到074号，“有效期”却为“2009年8月17日~2014年8月17日”。
“难产”五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 清晰地记得2004年业界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已信心满满。
根据《清单》的审批编号、有效期及网站公布《清单》的时间，按常理推算，农基安证字(2009)第031号到074号的具体获批时间应该均不晚于2009年9月19日。当然，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知道“中国生物安全网”为何一个多月之后才公布该份《清单》，更不清楚何以公布之后还要修改。
在方立峰看来，“后添加”的这三张安全证书特别敏感，而且5年多前就差点获批。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国家颁发一张出生证。”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 清晰地记得2004年业界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已信心满满，“当时已有三家公司具备了转基因水稻的上市资格。”
但由于媒体曝光、各界对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质疑不断，彼时到现在，有关部门对转基因水稻安全的审批，一直较为谨慎。
作为转基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基因水稻的支持者们认为，生物技术是中国提高大米产量的绝对需要。由于现有的杂交技术等已经无法继续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通过“转基因水稻”另辟蹊径，才能很好应对我国增长的人口及其口粮所需。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甚至也于2005年6月领衔成立了杂交水稻基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据袁隆平介绍，水稻的亩产量提升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从理论上讲，太阳洒到地球上的能量，5%能够转化为有机物。按照长沙市的气象记录，据5%的转化估算，长沙市水稻的亩产量理论上可以达到早稻2000公斤、晚稻2300公斤、中稻3000公斤。
“但是实际的研发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温度等因素影响，如果按常规方法，要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已不太可能。”袁隆平坦言，“我们的‘常规武器’全身解数已经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研发必须依靠转基因手段。”
此外，如同其他抗草、抗虫等转基因农作物一样，转基因水稻也能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就曾测算：“如果中国所有的稻农都种植转基因水稻，每年甚至可以节约40亿美元的农药和劳动力成本。当然，转基因稻种的售价肯定要高于一般稻种。”
但来自反对者的声音则主要质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转基因食品才10多年历史，10年无害能否说明让人吃50年、100年也无害？某种程度上，作为民众的主粮之一，稻米就是生命，中国如果种植了存有未明风险的转基因水稻，就等于拿中国国民的生命做赌注。
对此，袁隆平也承认，对于转基因作物之所以存在安全性顾虑，主要是有些转基因作物特别是抗虫的转基因品种，含有一种物质叫做BT毒蛋白。由于虫子吃了BT毒蛋白可以被毒死，因此长期摄入该物质对人是否有害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即便转基因安全问题成了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一个难题，我国在过去的20年中，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均集中在了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仅2004年一年，国家就花费了5亿元用于开发转基因水稻。
排除“异见”？
“反对生物技术的，他们会阻挡。”薛说。
面对各界的诸多疑问，农业部的回复却非常简短：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转委会’)评价结果。”做出的决定。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是“转委会”委员，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1997年农业部依法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以来，根据安全性评价和批准的阶段不同，有的是审批书，有的是审批文件。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审批书和审批文件从1997年到现在一直都不公开对外发布。
“从1997年到现在，都是直接发文给相应的申报者和申报方，没有说对社会公开。”彭于发介绍称，审批流程是由申报人提出来进行申请，经过“转委会”进行科学评价，农业部最后行政上进行批文、发文。
如彭于发所言，从1997年到现在，安全证书的认定确实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审批惯例，不仅转基因抗虫水稻如此，包括抗虫棉的中间试验、小规模转基因抗虫棉中间试验的审批，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由此看来，“转委会”的组成无疑极其重要。
据公开资料，“转委会”根据2004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设立，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它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黄大 在2009年末刚刚被通知成为第三届“转委会”成员。经黄证实，第三届成员在2009年末刚刚组建完毕，但《中国经营报》记者并未能查翻阅到具体名单。黄大 称，第三届“转委会”“人数大约为50到60人”。而据了解，第一、二届“转委会”成员分别为58人、73人。选择方法为部门推荐、农业部负责把关并最终决定。
对于这个关系到每个人饮食安全的委员会，外界当然始终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期待其更透明化。比如，对外界来说，“转委会”成员名单一直是以个体头衔形式出现，但官方从未给出过完整名单。而作为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的黄大 也只能模糊描述其成员构成。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疑问：“只在学校网站上看到祝贺中国农业大学5名老师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具体是谁却没说。”
据黄大 介绍，每届“转委会”成员构成都会依据当下情况进行调整。比如第三届成员随着外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更加关注，因此卫生部推荐的成员格外多，占到近20人。这些委员，外地的也很多，比如第三届成员中有一个研究食物过敏的专家就不在北京。
但薛达元对于“转委会”能否公正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代表各方声音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薛是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从他了解到的前两届“转委会”成员名单来看，成员大部分是转基因的研究专家。“第一届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转委会’成员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而且评委里面涉及多人正在申请自己的转基因专利及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
而环境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能否参与“转委会”讨论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薛达元是业内反对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种植的专家代表，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环境部曾推荐自己成为“转委会”成员，但农业部与环境部意见并不一致，农业部一直没有接受薛成为“转委会”成员。
“反对生物技术的，他们会阻挡。”薛说。
记者试图联系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等的“转委会”成员，但均被拒绝。一位中国农业大学人士告诉记者：“转基因问题，农业部不让说，一概不接受报道，保密。”
薛达元称，据他跟身边人士交流，很多生物专家认为一些会议、决策过程都应该是保密的，一旦公开会引起恐慌和来自国际组织的舆论压力。5年前媒体曝光后带来的转基因安全讨论压力和2005年湖北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恐慌，都使这些信息变得更加隐秘。
但薛达元始终呼吁“决策过程不是少数人决定的”。
“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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