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应理性看待有机农业和转基因食品

　昨日在政协分组讨论间隙，晨报记者“逮”住了出来休息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要采访我，采访其他人吧”，这位在大家嘴中养活了几代中国人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低调。当得知记者的问题是关于食品安全和耕地安全时，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食品安全
　　应该把那些没良心的人抓起来

　　晨报记者：近期海南毒豇豆流入市场，加上以前出现的毒奶，现在食品安全越来越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您怎么看？
　　袁隆平：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吃荤怕激素，吃素怕毒素，饮料怕色素”，食品安全从国家到老百姓都很重视，我认为是好事，也非常关注这些中毒事件，听说国家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保证食品安全，我最希望的是国家能够出台政策，打击这些有毒食，保证人民身体健康。
　　晨报记者：能不能从源头上来抓呢？
　　袁隆平：要从源头上来抓，确实非常困难。农民生产蔬菜，他打了农药，你怎么晓得呢？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洒农药呢？我有个朋友，曾经在一个农民家看到一棵白菜，说这个白菜多好啊，没有一个虫眼，农民立即把蔬菜从他手里抢回来：“我昨天才打了农药咧！”既然从源头上抓不太容易，那就要国家管起来，有些部门要把该管的管起来，该抓的抓，该判的判，把这些没良心的人抓起来！

　　有机农业
　　要高产必须要化肥，化肥不是毒素

　　晨报记者：那您对有机农业怎么看？
　　袁隆平：前几天我翻译了篇文章，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他们花了45年研究，年年种水稻，一年两三茬，从来不施有机肥，年年施化肥。产量没有减少，比一般产量高，土壤的有机质还略有提高。有机农业虽然清洁，但化肥是必须要的，要高产必需要化肥，化肥不是毒素，氮磷钾和人必需的蛋白质、脂肪、淀粉一样，是三要素，怎么不要呢？不是不能用化肥，而是要合理地使用化肥。
　　转基因食品
　　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强迫大家吃
　　晨报记者：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但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转基因食品到底有没有坏处？
　　袁隆平：不能将转基因食品一棍子打死！我愿意第一个报名做转基因食品实验志愿者！有一种抗病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就用的毒蛋白，它的防虫效果非常好。但虫子吃了要死，人吃了有没有问题呢？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对这一问题也很慎重，到现在抗病虫转基因品种并没有放开生产市场，仍处于试验阶段。但另一类转基因生物是肯定没问题的，比如有一种已经研究出的转基因水稻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抗除草剂的美国转基因大豆我们每年都进口很多，天天在吃，也没有问题。我们不能强迫大家吃，不能物质引诱，也不能高价收买，所以我们要号召志愿者来吃转基因食品必须证明志愿者的下一代也没有问题，如果两代人都没有问题的话，就证明这种转基因食品是可以大胆吃的。

　　耕地保护
　　现在人均一亩二分田，不能再少了

　　晨报记者：对于现在一些耕地被侵占您怎么看？
　　袁隆平：18亿亩红线绝对不能突破，现在13亿人口；平均一亩二分田，吃穿都靠它了，再不能突破了。耕地要保护，你要动耕地，对不起，就把你的乌纱帽都摘掉。但这里有矛盾，要城市化，修机场、修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个麻烦。
　　特派记者成岗仇惠栋黄阳阳摄影报道
　　代表、委员反思毒豇豆事件
　　剧毒农药为何屡禁不绝层层检测为何形同虚设
　　“虽然毒豇豆事件已暂告一段落，但产生的因素却值得反思。”两会上，代表、委员都很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从几年前的毒大蒜到现在的毒豇豆，主要是用了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农药所致。按照国家规定，剧毒农药如敌敌畏、1605之类是禁止在农产品生产中使用的，市场上也有低毒农药和生物农药，能够杀灭虫子而对人畜无害，但剧毒农药却屡禁不绝，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值得反思。
　　全国人大代表、省农科院宿迁农科所所长陈立昶表示，毒豇豆事件给了大家一个很大的教训，希望能够推广高效低毒的农药，加强对农户的科学知识的培训和宣传。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党委书记陈秀兰说，综合来看生物农药价格也不贵，只是见效需要一个时间，就像是吃中药调养一样，无法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她呼吁国家加大农技推广的投入，推广安全性更高的生物农药。
　　陈立昶还提出，海南毒豇豆事件危害全国，“这种跨省的农产品流通，是成批量运到外地卖，又不是提篮小卖，为什么难以监管？”他认为，这里面层层监管的失责，需要引起关注。“这次毒豇豆事件给了海南一个很好的教训，损失最大的还是农户。”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评审委员李武指出，毒豇豆之所以走进对食品防卫很严格的大城市，说明这个控制体系还有很多薄弱环节。
　　对于目前市场上的检测体系，全国人大代表、徐州农科院院长陈萍提出了批评，她说，这只是提高农产品安全系数的一个办法，不能真正解决农产品的安全问题。目前的市场检测精度很低，这种简单的监测，只能保证不出现急性食物中毒，不出现死人的情况，这其实只是一种补救措施。她还提出，农产品安全应该实行溯源制度，但因为农产品面广量大，这种溯源其实很难实现，希望推广农业合作社的方式，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变成规模生产，这样可以统一施肥统一用药，主管部门可以统一监管，在田间地头把好第一道检测关。
　　毒豇豆事件的发生，形成了一个多输的局面：不仅吃了“毒豇豆”的百姓天天担惊受怕，也让百姓对农产品安全本来就脆弱的信心雪上加霜。事情披露出来后，少部分人不道德的逐利行为，使得海南大量农户，包括一些诚实守信的人利益不可避免地蒙受损失。也使当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销售商户蒙受巨大损失。
　　如何让毒豇豆事件不再发生？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科院副院长王海波表示，对于“入口”的农产品监管，政府和中间环节的采购商，一定要发挥强势作用，要优先定点采购“老实人”种植的产品，对于不守规矩者将无限期封杀，并把种植者名单登在“质量黑榜”上。

来源：南京晨报

一代不如一代 中国转基因棉花种植风险集中爆发


2009-09-30  21世纪经济报道

　　苏棉已经上市，但袁志斌高兴不起来。

　　袁志斌是盐城市响水县棉纺纺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的企业是当地色纺行业的龙头企业。

　　“棉花质量越来越差，对纺织机器产生了影响，有的时候卡机。”袁说，这种情况从2005年以来逐年加剧。

　　“现在棉花品种太多，纤维差异明显，不如常规棉。”袁对本报记者表示，“总体上还是目前广泛种植的转基因棉花的品种太多、质量下降。”

　　本报在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的调查显示，从2005年开始，转基因棉花推广在江苏进入第五个年头，曾经因“优势”而产生的“增量”经过时间的考验后被消耗殆尽。这在200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得到了集中爆发。

　　转基因棉开始受到严峻的考验。

　　优势丧失

　　中国第一代抗虫棉系1997从美国孟山都公司引进的“转基因抗虫棉33b”。10多年来，经诸多科研部门的“吸收消化再创新”，至今已衍变出数百种之多。

　　本报记者连日来在江苏棉花主产区盐城、南通两市（2008年，两市棉花种植面积同比下降15%以上）调查，却发现，从2001年开始全省推广种植的抗虫棉（转基因棉花）前景堪忧。

　　“转基因棉花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盐城大丰市万盈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吴俊山告诉本报。吴在基层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已近30年。

　　普遍的反映是：2001-2004年，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确带来好处：一是农药使用量下降，二是种植成本下降，三是亩产总量上升。

　　率先关注转基因棉花带来影响的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告诉记者，这也是当初转基因棉花能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省工的同时，棉花亩产量相比增加20%。

　　另一个表现是，转基因棉花的衣分率（带籽的籽棉向不带籽的皮棉的转化率，纺织企业所需为皮棉）达到42%左右，这超过了常规棉平均的37%。

　　江苏省农委高级工程师承泓良介绍，江苏当时推广下来，农药使用量下降50-60%，并直接导致种棉成本下降25%。

　　但这几年，转基因棉的劣势开始显现。

　　吴俊山分析，一方面，转基因棉花的亩产产量已与常规棉持平；另一方面，衣分率下降到如今的34%左右，已低于常规棉。再加上种植面积减少、成本上升、自然灾害减产等原因，棉花产量持续不可抗拒的下降。

　　相比之下，转基因棉花眼下最为让人头疼的则是病害、虫害。

　　“推广转基因棉花，当时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抵抗危害棉花的第一大害虫——棉铃虫”，承泓良告诉记者。

　　在棉铃虫被基本抵抗之后，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成为近几年最主要、让基层焦头烂额的问题。

　　“小虫成大灾。”黄海农场农科所副所长宋春莲向本报表示，在农场，“近几年盲蝽蟓成为危害棉花的第一大害虫”，用药量因此猛增。

　　与农场的高效化种植对虫害的感受不同，转基因棉花带来的、困扰分散种植棉农最大的则是病害——这以黄萎病（棉农称为“瘟病”）为首。

　　显然，转基因棉花的抗性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

　　或影响棉花安全

　　如今，除新疆因政策限制外，转基因棉花已被全国其他主要产棉区广泛种植。

　　“若转基因棉花继续延续着每年成百个新品种，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必将危害到我国的棉花种植安全。”承泓良研究员向本报记者强调。

　　承泓良表示，转基因棉花目前面临两大问题，进入了发展的“瓶颈”：一是新基因来源范围越来越窄，虽然品种繁多，但核心的抗虫基因来源狭窄；二是推广后对棉田害虫生态种群的影响研究没有及时跟进，导致了次要害虫的大爆发。

　　“以前2.5斤常规籽棉可压成1斤皮棉，现在的转基因棉花平均都在3斤以上，对企业的机器损伤也加大。”大丰棉花种植大户潘友旺告诉记者。

　　据棉农向本报反映，与常规棉相比，转基因棉花的籽不仅个头小，压榨出来的油产量也下降，更“没有以前香。”

　　这回到棉花生产的源头可探明：承泓良表示，这是“棉种的母体选择上没有好的品种，受体水平太差，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择以及试种。”

　　“以前棉花由单个或数个品种组成，现在则是成百个。”承表示，“各品种之间的差异，以及在收购、扎花上的混合，必然导致总体棉花纤维的品质低下。”

　　薛的主要结论认为：一，转基因棉花对棉铃虫确实有效果，但刺吸式害虫反而增加，并且在长江流域对棉花蚜虫等害虫基本没有效果；二，对病害没有效果，尤其是黄萎病已年年加重，成为主要的危害棉花的病；三，对棉农经济收入的增加有限，黄河流域稍好，但长江流域不增反降；四，抗虫基因单一，棉铃虫对转基因棉花的抗性年年增加等。

　　承泓良担忧的是，虽然转基因棉花带来的诸多影响尚未对经济产生明显冲击，但层出不穷的转基因棉花种子市场如果再持续个3年，必将对中国棉花种植安全产生影响。

　　薛达元说，2002年预测转基因抗虫棉的期限是10年。“但现在看来，影响已越来越大，可能用不了10年。”

　　作者: 王海平

摘要:基于过去发生的国际案例分析，国外专利对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主权、农民生计以及粮食价格等问题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孟山都所持专利的转基因大豆在过去12年中几乎成功垄断了美国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最终给环境、人类和粮食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摘自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

http://www.greenpeace.org/raw/content ... press/reports/3045095.pdf


在我们之前的调查中发现，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中，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Bt转基因水稻中至少涉及了11—12项国外专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CpTI转基因水稻中涉及了至少5—7项国外专利，由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完成的转基因CpTI/Bt水稻至少涉及10—11项国外专利。根据最新研究显示，这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系(Bt，CPTI和CPTI/Bt)涉及更多的国外专利，这些专利都是在转基因水稻研发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到的基本方法、技术和元件。

调查同时发现，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包括康病水稻、品质改良的水稻，以及所谓的增产水稻。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的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如拜耳和孟山都。

调查还发现，一些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如康柏叶枯病基因水稻（Xa21）和所谓能增产的转基因水稻（PEPC）还受到其他一些国外所有权问题——《材料转移协议》的制约。与专利相比，专利指在其授权国家具有大吕效应，而《材料转移协议》在材料原产国和接收国家皆有效，而且该类协议对所涉及材料的所有权几乎没有设定时限。

本次新的调查清楚地揭示了：几乎所有用于研发转基因水稻的关键技术、方法和远见都已被国外专利所控制。这说明我们在上次调查中检索到的专利数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基于过去发生的国际案例分析，国外专利对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主权、农民生计以及粮食价格等问题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比如说，由于种子价格上涨、农药施用量增加，导致农民种植的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国外专利将会对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全面的调查和分析。

2008年，奥地利科学家的研究表明：长期食用转基因玉米的白鼠其生育能力显著下降，所剩余的后代数远远少于使用普通玉米的白鼠；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在一些抗虫转基因作物如棉花中存在着Br毒蛋白，这种毒蛋白致使白鼠产生过敏反应。


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事件：

孟山都所持专利的转基因大豆在过去12年中几乎成功垄断了美国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阿根廷90%以上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巴西也有大约60%大豆为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然而，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最终给环境、人类和粮食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产量更低：

一项从1999年到2007年的研究数据显示，转基因大豆产量大约比传统大豆产量低4%—12%，如遇干旱，转基因大豆产量就变得更低。

农药施用量加大：

农业经济学家Charles Benbrook博士在美国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更重孟山都的抗曹甘膦（一种农药）转基因作物导致草甘膦的施用量大幅增加。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的统计数据，在1996年至2003年间，美国由于种植转基因抗药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而增加了除草剂使用量超过3000万公斤。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在2001年和2002年，每英亩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施用量增加了22%。

阿根廷大豆施加草甘膦的总量从1998年到2004年增加了56倍，一些阿根廷的野草种类已经对草甘膦产生了抗药性。抗药的野草需要施加更高剂量的草甘膦和其他农药。从2001年开始，在阿根廷，除草甘膦之外的其他大豆农药施用量也逐年上升。从2001年到2004年，麦草畏的施用量增加了157%，2.4-D增加了10%，咪草烟增加了50%。因此，草甘膦施用量的大幅增长不是因为其他农药施用量降低，恰恰相反，其他农药的使用量也一同增长。

土地肥力降低，病虫害增加：

用于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会从植物根部与营养成分（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一起渗入土壤当中，镰刀菌（一种植物病毒）能够利用草甘膦作为养分来源。所以，当转基因大豆被施用了大量草甘膦之后，根部适宜的土壤湿度常常滋生出大量的镰刀菌，也会导致根部滋生大量寄生菌和其他致病菌引发根部发病。

大豆锈病，是另一种危险的植物病害。这种病害第一次发现是2001年和2002年在巴西南部（该地区非法种植着转基因大豆），2002年在阿根廷再次发现，2004年在美国首次发现。转基因大豆在营养缺乏的条件下更容易感染病害。在健康的农业生态系统中，细菌（例如固氮微生物）能够共同为作物提供养分（例如氮）。研究显示，这种有益关系所带来的营养，在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农田中几乎没有。

产品质量下降，不利健康：

在2001年到2007年间，5项研究表明，孟山都转基因大豆所施加的草甘膦能够一直植物摄入维持其健康和功能所必需的重要营养元素，由此产生的矿物质缺乏引发了各种问题，从增加病害易感性到抑制光合作用。美国科学家发现，阿根廷大豆与其他国家的大豆相比，蛋白质含量低5%—10%，重要的氨基酸含量也偏低。大豆实际粗蛋白含量、赖氨酸含量（一种必须的氨基酸，是猪饲料中非常重要的成分）排行榜中，我国大豆最高，其次是印度的优质大豆，再次是来自巴西、美国和阿根廷的大豆，其中印度和中国都不种植转基因大豆。同一研究中还发现，阿根廷大豆具有较高的胰蛋白酶抑制剂抑制活性，胰蛋白酶抑制剂的抑制活性能影响动物生长。同时，有研究还发现了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中植物性雌激素的水平的差异，而是用豆制品或者提取物来增加饮食中的植物性雌激素摄入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袁老是我最敬重的科学家。不过袁老最近的一句话让我不怎么信服，他说为了证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他愿意第一个吃。

我不愿意相信这样的话出自袁老口中，因为对于一个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来说，他要证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用吃这种方法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了。如果袁老可以提供切实的数据、证据，我更愿意相信。

转基因水稻不是急性毒药，其可能存在的弊端可能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能被发现。袁老今年也七八十了吧，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

2楼贴的转基因棉花不属于转基因食品范畴吧。
转基因技术并不是洪水猛兽，不能一概否认，必须要承认在某些方面它具有先进性，只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谨慎小心罢了。
2楼的文章只是通过寥寥数年的数据就得出结论，也过于草率。
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文中说“2002年预测转基因抗虫棉的期限是10年”，又说“如果再持续个3年，必将对中国棉花种植安全产生影响”。显然，再持续3年，就已经过了10年的预测期限了。担心某“过期产品”对棉花种植安全产生影响，这不是杞人忧天吗？

棉花不是食品，只是提醒要慎重，还有是否可能影响其他物种，比如蜜蜂等

袁隆平建议，对抗虫、抗病、抗杂草等转基因食品，应先招募志愿者开展临床试验。“我自己就是志愿者。我愿意吃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我吃了没问题，但这还不行。我这样的老人现在没有问题，但下一代就没问题吗？”袁隆平进一步表示，应该招募年轻的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他们吃了没事，他们今后生的孩子也没问题，那就说明(转基因食品)没有问题了。”

这样的试验至少要持续一个世纪才能证明转基因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