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的出路：转型成为作家们真正自我治理的团体（中国新闻周刊）

3月30日起，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议、七届五次全委会在重庆召开。当地媒体报道说，作协本次会议的接待规格相当高，包括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2000多元一桌的宴席，以及重庆作协专为接送作家准备的奥迪车等。然而，正是这2000元一桌的宴席，引起多位作家的不安和愤怒。对此，作家阎延文写博怒斥作协：处于大旱灾区的重庆灾情十分明显，作协却“一席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郑渊洁、慕容雪村等作家也纷纷发表言论，斥责这种腐败行径。

    而后，中国作协发表正式声明，所涉酒店也出面证实，上述报道有不实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另一则报道也意味深长地引起读者的热议。重庆作协提出了五项任务，其中都涉及中国作协：“与中国作协合作，组织编写百个反映‘五个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的感人故事；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到重庆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写百首能流传久远的诗词歌赋；与中国作协合作，办一台重庆版的春晚；请文学大家到重庆高校和中学任客座教授；请作家以重庆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生动传神地反映当代重庆人的生活与创造。”这样的宏大创作规划遭到广泛质疑：到了今天这样的时代，文学作品还能够这样按照指令进行生产吗？

    由此，有人提出一个更大的质疑：作协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斩钉截铁地说：“作家协会发展到今天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然则，从全国到地方的各级作协究竟应当为何而存在？

    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时代，作家都属于典型的自由职业者。因为只有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作家们的心灵才比较自由，才有可能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和语言天赋，真正地进行创作，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没有心灵的自由，作家就不成为作家。当然，作家们也生活于社会中，他们也需要过一种社会性生活，渴望相互交流沟通，有时也需要面对外部维护自己的权益。为此，现代各国的作家们也都会组织自己的自治性团体。

    但很显然，中国作家协会不是作家们进行自治的组织。中国作协与其他诸多人民团体一样，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从一成立起，就是政府用来领导、管理、组织作家们的一个机构。也许不能不说，这样的性质，是由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一个集中计划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当然要求对文学生产进行集中计划、管理。

    不过，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从组织结构上看，可以概括为“去国有化”。在经济领域，私人企业迅速发育成长。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在消费一侧，民众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自由选择，而不必接受政府的配给。在供给一侧，出现了大量文化个体户和私人企业。这样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双方自由买卖的文化市场。

    文学领域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体制外”作家从社会各个领域中涌现，尤其是近些年来成名的年轻作家们，几乎全部是写作个体户，青年人的偶像韓寒等,他们拥有大量粉丝。甚至诸多严肃作品写作者，也都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业余作家或者职业作家。他们的写作或者完全基于爱好，或者瞄准消费者需求。由此生产出来的作品已经完全在作协体制的要求之外。

    其实，从90年代以来，作协已经感受到自身体制与作家群体的结构性变革之间的错位，并且做出一些调整，比如吸纳新锐作家进入作协。但是，这些新锐作家即便进入作协，作协事实上无法去有效地“领导”他们。可以预料，随着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可以从事写作，随着作家日趋职业化，作协所面临的身份尴尬将会越来越严重。重庆那种重新恢复计划性创作的做法，恐怕只能算是一个特殊的返祖现象，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作协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做法引起广泛争议也表明，整个社会已经不再认为，自上而下地领导作家进行创作是合理、可取的。

    作协解决自己所面临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进行较为彻底的自我调整转型，也即转型成为作家们真正进行自我治理的一个团体。从自上而下地领导作家进行创作，调整到自由地写作的作家们进行自我治理，解决作家群体内部及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可能出现的公共性问题。

    当代中国诸多“人民团体”都面临这样的转型挑战。这是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需要，也是其组成部分。一种合理的社会治理秩序是，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政府把强制性权力延伸到社会领域，只能得到两败俱伤的结果。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来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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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不错，可惜不够现实。当然，比起媒体的改革，这也算是轻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