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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不是好人,狂热地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在他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切都是应该否定的。首先,他否定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声称“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他认为,中国从春秋战国到新时期十年长达几千年的文学,基本上是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因而毫不足取,必须彻底否定。进而,他否定中华民族的全部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他说:“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扼杀人的创造力,只能造就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一直傲称的四大发明,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遮羞布”。他宣称:“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他以别人称他为挖祖坟的不肖子孙而感到“荣幸”。最后,他竟然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胡说“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总之,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一无是处。如此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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