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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宾根木匠
一切都是从那个神神秘秘的国王十字车站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开始的,十年前,当11岁的幼齿哈利推着小车直愣愣从那里闯过去时,没人会预料到,十年后,它将会成为人类电影史上的经典场景。毋庸置疑,许多年后,当某个知名电影节给白发苍苍的雷德克里夫颁发终身成就奖时,这一场景一定会重现在舞台后面的大银幕上,此时,台上台下、戏里戏外,你我一定会都稀里哗啦——如果我们还能活到那一天的话,我们一定会为怎么给小孙女解释这看起来巨脑残的一幕为什么会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而绞尽脑汁。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个苏格兰的单亲妈妈百无聊赖生活无着时,在一家咖啡馆的小纸片上开始了漫无目的的写作,她笔下无非是些孩子气的童稚幻想,天马行空但并无新意的魔法桥段,既不史诗也不巨制,而且主人公只是一群童男童女,怎么看都不具备成为经典的潜质——当然,现在说“经典”也有些为时尚早,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单亲妈妈笔下的眼镜少年已经成为人类文学(儿童文学)殿堂里的一个经典形象,时至今日,当我们说起哈利·波特,他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文学符号,而是像贾宝玉、孙悟空、福尔摩斯一样,人人都没见过,但人人心里都有一幅标准像。
显然,这幅标准像也得归功于华纳公司的再创作,不喜欢过度开发的罗琳阿姨拒绝了可乐巨头的商业邀约,但她没办法拒绝来自电影的诱惑,时至今日,电影几乎成为公共文化形式的王者,当罗琳笔下的人物真正在银幕上活起来——而且是IMAX3D式的活起来时,或许她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在创造一个时代的文化偶像。
小说早就结束了,但悬念尽失的剧情依然吸引了无数影迷为之捧场,这场迟来四年的影像盛宴或许对铁杆书迷们来说有些画蛇添足,但电影以其独有的魅力依然在世界各地来势汹汹,《哈利·波特》最终集——其实是最后半集——不断在创造着商业电影的新纪录,没什么可说的,在商言商,胜者为王,在历经了《混血王子》和《死亡圣器(上)》的惨淡口碑后,叶茨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华纳,更是为电影,赢回了足够的尊严。
《哈利·波特》已经红成一种“现象”了,对“现象”级的电影作品来说,任何一种单一视角的评论都将是索然无味的。我们能从电影中找到的意义太多了,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情感,关于信任,关于种族主义,关于极权政治,几乎都可以轻而易举的从电影中搜寻到阐释的依据,甚至有人还写了本名为《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的书,而这些被评论出来的意义,恐怕大都非罗琳阿姨的初衷。纯粹从商业片的角度来看,《哈利·波特》的成功当然首先是剧本的成功,在小说到电影剧本的删改中,悬念设置被保留得十分完美,每一集都有一个集中的分悬念,分悬念解决后,立马会跟最后决战的总悬念结合起来,丝丝入扣,从不让观众悬着的心掉下来,这显然成为了能让观众们注意力集中十年而不转移的核心秘技;而魔法与现实世界交织的时空设置(包括时光倒流),则成为呈现视听奇观的绝佳演武场,伴随着《阿凡达》掀起的新风,《哈利·波特》正好应时而动;此外,魔法电影在西方文化中的独特气质也成为《哈利·波特》独步天下的不二法门,一般来说,在基督教的语境里,拿这些“异端”魔法说事的电影只能归入邪典B级片的序列里,但华纳成功的保持了《哈利·波特》的主流身段,波特从来不去教堂祷告,从不寻求上帝的庇护,不过加诸一副儿童片的外衣,很多敏感的信仰问题都被消弭于无形了;对于非西方的观众来说,魔法则成为了满足好奇心的万能钥匙,电影本来就是造梦的工具,在魔法的帮助下,最基本的观影心理方能最大限度的得到满足。
纵观世界电影史,像《哈利·波特》这样首尾相连的系列电影十分罕见,连特吕弗的“安托万五部曲”都不是一开始就订好拍摄计划的,而“哈利八部”则完全是按照统一的拍摄方案执行的,其集数之多、投资之大、影响之广、连续性之强,都堪称影史罕见,行成了独树一帜的“电影连续剧”景观(早期电影史上层出不穷的系列短片与之断不可同日而语)。而演员与片中角色的合体,也成就了世界影坛的一段佳话(这无疑使得邓布利多的换角更具悲剧性)。
说一千道一万,其实什么电影都没有陪伴我们的十年光阴更有意义。在这十年里,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老师、敌人们共同成长,而《哈利·波特》的读者和观众们也在升学、毕业、就业、失业、结婚、离婚中谱写着自己的人生,蓦然回首,一生中最有朝气的十年就这样悄然逝去了——在希望与失望中,在真爱和仇恨里烟消云散。
魔法只是浮云,唯有实实在在的成长记忆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东西。这个夏天,哈利·波特即将离我们而去,这意味着一代人的青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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