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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住的老宅跟爸妈的家是一条巷子,老宅居中间位置,爸妈家在巷子南头,每次回家都要路过老宅。老宅从小叔盖了新房搬走之后便空闲下来,再后来卖于外人,买主住了些年后也因家庭原因离开了,老宅又成了一栋空宅。
大门上两个铁环,挂着一把锁。眼前的这一把锁,经过风吹日晒,岁月的侵袭,悬吊挂在黑漆木大门上。灰褐色的锁面,裸露出里面坚硬的铁的质地。三个连环相扣的圆形,因此断裂成长短不一的弧线。锁与门的之间,被一张残破的蜘蛛网连着。没有蜘蛛,只剩下蛛丝四分五裂地纠缠在一起。一根蛛丝垂落下来,随风摇动着。锁,就倚在这根蛛丝上,似乎摇摇欲坠。但锁牙又分明是坚实的,与锁身紧密相连,严丝合缝,仿佛没有谁能够将它从上面拽将下来。而张贴在大门两侧的对联,字迹早已风化,只剩下粘着的几许发白了的碎片在风中飘荡。定格在生命的记忆里。
老宅外面靠路边有一个地瓜井,七米多深。那井我曾攀下过,里面设有两个洞口,井内透着湿气和着泥土的气味。每年地瓜收货后便下到井内码齐储存。老井旁边有爷爷种下的一棵槐树。每到开花季节,奶奶便拿来长竹竿,扯下一地的槐花,回家洗净入食,有时掺上玉米面上锅蒸,有时掺上一小把韭菜和着剁碎了的五花肉包成发面包子,那气味不管怎么加工都是清香的。大门前其余的闲置地方都被爷爷开垦出来,种上一些适合季节的瓜果蔬菜,那时的西红柿黄瓜总是那么可口香甜。
老宅内有我欢乐的童年时光,胶东一带的屋子大致设为三大间,一进门便是东西两口大锅通向个子所朝方向屋内的火炕,锅头旁边的风箱被拉出推进呼嗒呼嗒响着,奶奶用烧火棍子敲打着门槛,呼唤着正在外面蹦跶的我。记忆中的大锅总是烧着柴禾冒着热气的,火炕永远是暖暖的。爷爷跟小叔睡西屋,奶奶姑姑我睡东屋。小叔大我9岁,小时候总是被他欺负,记忆中最厉害的一次是看到我嚎啕大哭,爷爷咆哮着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卷起他的铺盖仍在地上让他滚蛋并问他还打不打我。进门的屋子梁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总会有一些让我垂涎欲滴的食物。比如黑面蒸卷子,八月十五的大月饼,在那时那种东西很少见。总能惹得我跳起来蹦着高去抓篮子,但每次都是失败的。
院子里有两棵龙眼葡萄树,拐弯抹角的枝叶你追我赶式的窜出被架在院子半空,那一串串还未成熟的绿莹莹的葡萄垂吊着,炫耀着。我跟姐姐搬来两个小凳子叠起,姐姐扶着我上偷摘葡萄。重病的爷爷扶着门框嘴里念叨着:“你这两个小畜生,还不成熟糟蹋什么?”一恍神中姐姐松手凳子歪倒,我便摔到地上,跌个轱辘。爷爷喘着粗气加剧咳嗽,身子也慢慢沿着门框歪倒下。那时心里怕极了,也顾不得摔得身上疼,跟姐姐扶起爷爷送到炕上便一阵风的跑了个没影。
随着爷爷的去世,姑姑的出嫁,小叔的参军老宅冷清了,晚上只有我跟奶奶做伴,一到晚上便插门上炕睡觉,躺着听奶奶讲那些老掉牙的传奇,鬼怪之类的故事。我喜欢那样的时光,奶奶是孤独的,我则是安静的。再后来小叔回来了,东屋腾出来给小叔做了新房,我跟奶奶睡到了西屋炕上。东屋的窗户挂上了红窗帘,那个门永远是关着的我轻易不再进。里面结婚所带有的大红独特颜色在我眼里是那么的新鲜诱人,成了神秘之地。晚上吃完饭,小叔小婶老早便上了属于他们的炕上插上门嬉闹。奶奶总免不了隔空训斥几句小点声,让他们别那么没正行。
在冬天的晚上家里可就热闹了,四邻八舍的人陆陆续续的到老宅串门。那时西屋炕沿下总是有一个火炉烧得旺旺的,没有电视,男人们坐着小板凳有搭没搭的说着村里的见闻,女人们总是脱下鞋盘坐在炕沿上纳着鞋底开着玩笑。而我被奶奶挡在最里面的被窝里躺着,闻着女人那酸溜溜带着臭气的脚丫子味,呼吸者男人吐出来的旱烟刺鼻的味道,听着那些略带色情的玩笑话,心里咒骂着。有时一泡尿憋得面红耳赤,但碍于羞涩,只好忍着。奶奶织着渔网,不时转过身来说上一句:“赶紧睡吧,明还要上学。”
农村的夜晚大抵都是这样度过的,而我厌恶那种环境和气味。我总是在想,那些串门的人们都不要来,能让我安生的睡个好觉。慢慢的我不再去奶奶家睡觉,走出了老宅。
再后来三叔家生了双胞胎妹妹,一个送由奶奶带,再后来小叔有了儿子,奶奶的心思都转移到她孙子的身上,我去的时候便更少了。
多年以后,那道门我没有再推开。墙体斑驳脱落,屋外菜地杂草横生,老井边缘也破损了,疯长的杂草也掩埋了那条走了多年的童年之路。只有那棵槐树越来越粗壮,每每路过老宅,总觉得爷爷奶奶尚在屋内,在听我回家的脚步声,我几乎有着把老宅买回来的冲动。父亲说:“现在都住上楼了,你还要这破房子干啥用?”我说不上了,但我总觉得爷爷奶奶的灵魂一直都在,在那老宅子,那条巷子。那往昔,是说不出的,想不尽的,静美的旧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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